吴晗谈明朝资本主义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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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自吴晗讲稿《明史四讲》最后一部分。嘉靖朝是从1522-1567。明朝虽然有很多大问题，但发展还是很先进的，只是运气太不好，又处在时代变化找不着更好出路的堕落心态中。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很早，有的人认为很晚。所提供的史料的时间性都很不肯定，从八世纪到十六、十七世纪都有。特别是关于《红楼梦》的社会背景的讨论展开以后更是如此。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了《红楼梦》这部作品呢？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反对科举、尊重妇女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骂念书人，骂那些举人、秀才都是禄蠹，说女孩子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样的思想认识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各有各的论据。而且关于“萌芽”这个词的意义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种树，种子种下去以后，慢慢地露出了头，这叫萌芽；又如泡豆芽菜，把豆子放在水里，长出一点东西，这也叫萌芽。既然只是萌芽，它就不是已经成熟了的东西，还只是那么一点点。假如是整棵的菜，那就不是萌芽；至于开了花、结了果的东西就更不是萌芽了。所以要把这些情况区别开。可是现在在某些讨论中存在有这样的问题：将萌芽看成是已经开花结果的东西。这实际上就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而是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了。还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早已经成熟了，中国社会早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大问题，中国既然早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怎么解释一八四零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百年来我们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怎么解释？
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有些看法，也不一定成熟，提出来大家讨论。我想，要说明某个时期有某个事物萌芽，必须要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呢？就是要具体地指出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以往的时期所不可能发生的和没有发生过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发生的。没有这个界限就会把历史一般化了。试问，这个时期发生过，一百年以前发生过，五百年以前也发生过，这怎么能说明问题？而且这些新发生的东西不应该是个别的。仅仅只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出现的个别的东西能不能说明问题呢？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先进的，有落后的，沿海和内地不同，平原和山区也不同。不要说别的地方，就说北京吧，全市面积有一万七千平方公里，市内和郊区就不同，因此，个别时期所发生的个别的事情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作为一个事物的萌芽，必须是这个东西过去没有发生过，现在发生了，而且不是个别的。只有这样看才比较科学。
现在我们根据这个精神来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我想把问题局限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这个人自己已感觉到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郑重提出那些在这时期以前所没有发生，或虽已发生而很不显著，这个时期以后成为比较普遍、比较显著的一些问题。
第一，关于手工工场。
在明朝初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徐一夔，他写了一本书叫《始丰稿》。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叫《织工对》。这篇文章讲到元末明初，在浙江杭州地方有许多手工业纺织工场。这些纺织工场的经营方式是怎样的呢？有若干间房子和若干部织机，工人都是雇工，他们不占有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谁的呢？是工场老板的。老板出房子、出机器、出原料。工人出劳动力。工人在劳动以后可以取得若干计日工资，工资随着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不同而有高有低，其中有一些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可以得到比一般工人加倍的工资，假如这家工场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别的工场可以拿更高的工资把他请去，劳动强度很高，工人弄得面黄肌瘦。这是元末明初（十四世纪）的情况，当时这样的工场在杭州不止一个。
但是，能不能说在十四世纪就已经普遍地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呢？因为只有这一个地区的资料，我看不能。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十四世纪中期，个别地区已经有了这样相当大的手工工场，老板通过这样的生产手段来剥削雇佣工人的历史事实。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转化成城市雇佣劳动者。这种情况在十四世纪以前是没有的。
第二，新的商业城市兴起。
在讨论中有不少文章笼统地提到明朝有南京、北京、苏州等三十三个新的商业城市，来说这个时期商业的发展。有三十三个商业城市是不错的，但是时间有问题。因为并不是整个明朝都是这样的情况。事实上，这些城市之成为商业城市是在明成祖以后。当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后，为了解决粮食的运输问题，把运河挖深、加宽了。这样，通过水运不仅保证了粮食的运输，其他商品的运输也畅通了，因而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这样，到了宣宗（十五世纪中期）时期，沿运河一带的许多城市开始繁荣起来。这时候，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国内市场扩大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为了保证货物的流通，沿长江、运河及布政使司所在地建立了三十三个钞关。
明朝用的货币叫宝钞（纸币）。关于纸币的情况这里不能详细说了，只说明一条，明朝的纸币很不合理，它不兑现，开头拿一张钞票还能换到一些物资，后来就不行了。政府只发钞票，越发越多，超过了实际物资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钞票就贬值了。明朝政府为了提高钞票的信用，采取收回钞票的政策。怎样收回呢？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增加税额。因此就在各个商业城市设立一个机构，叫做“钞关”。一共设立了三十三个钞关。钞关干什么呢？就是向来往的货物收税。纳税时就用钞票交纳。钞关设在商业城市，有三十三个钞关就有三十三个商业城市，这是不错的。但有些人就根据这个数字说整个明朝只有三十三个商业城市，这就不确切了。因为设立钞关是明宣宗时候的事情，宣宗以前没有。而就商业城市来说，在明成祖的时候就不止三十三个，后来又有所增加。因此不标明确切的时间，以一个时期的情况来概括整个明朝，是不符合当时存在的客观事实的。
随着商业城市的增加，商人、手工业工人也增加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这个阶层主要是指手工业者、中小商人）。这些人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建立了很多行会，有事情共同商量，采取一致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明朝末年的市民暴动。这里应该指出：所谓“市民”这个概念不能乱用。有些人把当时的进士、举人、秀才等官僚都算作市民，这就模糊了阶级界限。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统治者，不是被统治者。把市民阶层扩大化，混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这是不对的。
第三，倭寇、葡萄牙海盗和沿海通商问题。
明朝中叶，以朱纨为中心的一派人反对对外通商，对海盗采取镇压的政策，因而引起沿海地主阶级的反对，开成一个政治上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朱纨最后失败了。这种性质的斗争在以往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汉朝、唐朝、元朝都有过对外通商，有时还很繁盛，大量的中国人到海外去经商；不但如此，国内有不少地方还住有许多外国商人。在唐朝的时候，广州就有数量众多的蕃商。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他们住的地方叫蕃坊。其他如扬州、长安等地方也住了不少的外国商人，对外通商也很频繁。但是像明朝那样，代表通商利益的官僚地主在政治上形成一种力量，和内地一些反对通商的地主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并影响到政府的政策，这种情况却是以往的历史上所没有的。
为什么明朝会出现这种新的情况呢？因为明朝国内、国外的市场日益扩大，商业资本日益发展，商人地主在政府里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商人地主在政治上有了地位，这在历史上是个新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来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北京大学有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说朱纨镇压海盗是爱国的行为。朱纨是个爱国者，这观点是没有问题的，朱纨确实是爱国者，可是不能拿这个来否认当时在政治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当时已经出现了代表沿海通商地主利益的政治活动家，这和朱纨是否爱国是两回事。我们并没有说朱纨不爱国。这点不必争论。问题在于这个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通商；一种意见反对通商，这是历史事实，是过去所没有的。
第四，内地的某些官僚地主也参加商业活动和经营手工工场。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家所熟悉的《游龙戏凤》中的正德皇帝（明武宗），他就开了许多皇店。这是十六世纪初期的事情。嘉靖时有个贵族叫郭勋（三国演义最早的刻本是他搞的），在北京开了许多店铺。另外有个外戚叫周瑛，在河西务开店肆做买卖。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很萧条了。可是在明朝的时候，由于南方的粮食、物资运到北方都要经过这里，因此是个很繁华的地方。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地方上，明朝四品以上的官到处经商。四品有多大呢？知府就是四品，知县是七品。原来明朝有一条规定，禁止四品以上的官员做买卖。但是行不通，事实上官做的越大，买卖也做的越多越大。特别是像苏州这样的地方，很多退休官员开各种各样的铺子，有的发了大财，成了百万富翁。
官员经商过去也有，但是在明初还多半是武官，到了明朝中叶这种情况就改变了，不但武官经商，文官也经商；不但小官经商，大官也经商；不但经商，而且还经营手工工场。华亭人除阶做宰相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这种现象也是过去没有过的。过去的官僚认为做买卖有失身份，社会上看不起。士农工商，商放在最后。孟子就骂商人是“垄断”，认为他们不花劳动，出卖别人生产的东西人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事情，有身份的人不干这种事。
汉朝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实行过重农抑商的政策。当时社会上一般是看不起商人的，当然也有个别地区有个别例外的情况。但是到十六世纪以后，这种看法就改变了，不只武官，就连皇帝、贵族、官僚都抢着做买卖，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
第五，当时的人对这个时期社会情况变化的总结。
十六世纪中期社会经济情况发生的变化，明朝人看得很清楚，有不少人就各方面变化的情况做出了总结。
[阅读全文]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很早，有的人认为很晚。所提供的史料的时间性都很不肯定，从八世纪到十六、十七世纪都有。特别是关于《红楼梦》的社会背景的讨论展开以后更是如此。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了《红楼梦》这部作品呢？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反对科举、尊重妇女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骂念书人，骂那些举人、秀才都是禄蠹，说女孩子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样的思想认识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各有各的论据。而且关于“萌芽”这个词的意义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种树，种子种下去以后，慢慢地露出了头，这叫萌芽；又如泡豆芽菜，把豆子放在水里，长出一点东西，这也叫萌芽。既然只是萌芽，它就不是已经成熟了的东西，还只是那么一点点。假如是整棵的菜，那就不是萌芽；至于开了花、结了果的东西就更不是萌芽了。所以要把这些情况区别开。可是现在在某些讨论中存在有这样的问题：将萌芽看成是已经开花结果的东西。这实际上就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而是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了。还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早已经成熟了，中国社会早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大问题，中国既然早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怎么解释一八四零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百年来我们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怎么解释？
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有些看法，也不一定成熟，提出来大家讨论。我想，要说明某个时期有某个事物萌芽，必须要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呢？就是要具体地指出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以往的时期所不可能发生的和没有发生过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发生的。没有这个界限就会把历史一般化了。试问，这个时期发生过，一百年以前发生过，五百年以前也发生过，这怎么能说明问题？而且这些新发生的东西不应该是个别的。仅仅只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出现的个别的东西能不能说明问题呢？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先进的，有落后的，沿海和内地不同，平原和山区也不同。不要说别的地方，就说北京吧，全市面积有一万七千平方公里，市内和郊区就不同，因此，个别时期所发生的个别的事情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作为一个事物的萌芽，必须是这个东西过去没有发生过，现在发生了，而且不是个别的。只有这样看才比较科学。
现在我们根据这个精神来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我想把问题局限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这个人自己已感觉到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郑重提出那些在这时期以前所没有发生，或虽已发生而很不显著，这个时期以后成为比较普遍、比较显著的一些问题。
第一，关于手工工场。
在明朝初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徐一夔，他写了一本书叫《始丰稿》。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叫《织工对》。这篇文章讲到元末明初，在浙江杭州地方有许多手工业纺织工场。这些纺织工场的经营方式是怎样的呢？有若干间房子和若干部织机，工人都是雇工，他们不占有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谁的呢？是工场老板的。老板出房子、出机器、出原料。工人出劳动力。工人在劳动以后可以取得若干计日工资，工资随着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不同而有高有低，其中有一些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可以得到比一般工人加倍的工资，假如这家工场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别的工场可以拿更高的工资把他请去，劳动强度很高，工人弄得面黄肌瘦。这是元末明初（十四世纪）的情况，当时这样的工场在杭州不止一个。
但是，能不能说在十四世纪就已经普遍地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呢？因为只有这一个地区的资料，我看不能。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十四世纪中期，个别地区已经有了这样相当大的手工工场，老板通过这样的生产手段来剥削雇佣工人的历史事实。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转化成城市雇佣劳动者。这种情况在十四世纪以前是没有的。
第二，新的商业城市兴起。
在讨论中有不少文章笼统地提到明朝有南京、北京、苏州等三十三个新的商业城市，来说这个时期商业的发展。有三十三个商业城市是不错的，但是时间有问题。因为并不是整个明朝都是这样的情况。事实上，这些城市之成为商业城市是在明成祖以后。当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后，为了解决粮食的运输问题，把运河挖深、加宽了。这样，通过水运不仅保证了粮食的运输，其他商品的运输也畅通了，因而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这样，到了宣宗（十五世纪中期）时期，沿运河一带的许多城市开始繁荣起来。这时候，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国内市场扩大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为了保证货物的流通，沿长江、运河及布政使司所在地建立了三十三个钞关。
明朝用的货币叫宝钞（纸币）。关于纸币的情况这里不能详细说了，只说明一条，明朝的纸币很不合理，它不兑现，开头拿一张钞票还能换到一些物资，后来就不行了。政府只发钞票，越发越多，超过了实际物资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钞票就贬值了。明朝政府为了提高钞票的信用，采取收回钞票的政策。怎样收回呢？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增加税额。因此就在各个商业城市设立一个机构，叫做“钞关”。一共设立了三十三个钞关。钞关干什么呢？就是向来往的货物收税。纳税时就用钞票交纳。钞关设在商业城市，有三十三个钞关就有三十三个商业城市，这是不错的。但有些人就根据这个数字说整个明朝只有三十三个商业城市，这就不确切了。因为设立钞关是明宣宗时候的事情，宣宗以前没有。而就商业城市来说，在明成祖的时候就不止三十三个，后来又有所增加。因此不标明确切的时间，以一个时期的情况来概括整个明朝，是不符合当时存在的客观事实的。
随着商业城市的增加，商人、手工业工人也增加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这个阶层主要是指手工业者、中小商人）。这些人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建立了很多行会，有事情共同商量，采取一致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明朝末年的市民暴动。这里应该指出：所谓“市民”这个概念不能乱用。有些人把当时的进士、举人、秀才等官僚都算作市民，这就模糊了阶级界限。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统治者，不是被统治者。把市民阶层扩大化，混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这是不对的。
第三，倭寇、葡萄牙海盗和沿海通商问题。
明朝中叶，以朱纨为中心的一派人反对对外通商，对海盗采取镇压的政策，因而引起沿海地主阶级的反对，开成一个政治上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朱纨最后失败了。这种性质的斗争在以往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汉朝、唐朝、元朝都有过对外通商，有时还很繁盛，大量的中国人到海外去经商；不但如此，国内有不少地方还住有许多外国商人。在唐朝的时候，广州就有数量众多的蕃商。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他们住的地方叫蕃坊。其他如扬州、长安等地方也住了不少的外国商人，对外通商也很频繁。但是像明朝那样，代表通商利益的官僚地主在政治上形成一种力量，和内地一些反对通商的地主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并影响到政府的政策，这种情况却是以往的历史上所没有的。
为什么明朝会出现这种新的情况呢？因为明朝国内、国外的市场日益扩大，商业资本日益发展，商人地主在政府里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商人地主在政治上有了地位，这在历史上是个新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来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北京大学有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说朱纨镇压海盗是爱国的行为。朱纨是个爱国者，这观点是没有问题的，朱纨确实是爱国者，可是不能拿这个来否认当时在政治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当时已经出现了代表沿海通商地主利益的政治活动家，这和朱纨是否爱国是两回事。我们并没有说朱纨不爱国。这点不必争论。问题在于这个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通商；一种意见反对通商，这是历史事实，是过去所没有的。
第四，内地的某些官僚地主也参加商业活动和经营手工工场。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家所熟悉的《游龙戏凤》中的正德皇帝（明武宗），他就开了许多皇店。这是十六世纪初期的事情。嘉靖时有个贵族叫郭勋（三国演义最早的刻本是他搞的），在北京开了许多店铺。另外有个外戚叫周瑛，在河西务开店肆做买卖。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很萧条了。可是在明朝的时候，由于南方的粮食、物资运到北方都要经过这里，因此是个很繁华的地方。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地方上，明朝四品以上的官到处经商。四品有多大呢？知府就是四品，知县是七品。原来明朝有一条规定，禁止四品以上的官员做买卖。但是行不通，事实上官做的越大，买卖也做的越多越大。特别是像苏州这样的地方，很多退休官员开各种各样的铺子，有的发了大财，成了百万富翁。
官员经商过去也有，但是在明初还多半是武官，到了明朝中叶这种情况就改变了，不但武官经商，文官也经商；不但小官经商，大官也经商；不但经商，而且还经营手工工场。华亭人除阶做宰相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这种现象也是过去没有过的。过去的官僚认为做买卖有失身份，社会上看不起。士农工商，商放在最后。孟子就骂商人是“垄断”，认为他们不花劳动，出卖别人生产的东西人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事情，有身份的人不干这种事。
汉朝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实行过重农抑商的政策。当时社会上一般是看不起商人的，当然也有个别地区有个别例外的情况。但是到十六世纪以后，这种看法就改变了，不只武官，就连皇帝、贵族、官僚都抢着做买卖，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
第五，当时的人对这个时期社会情况变化的总结。
十六世纪中期社会经济情况发生的变化，明朝人看得很清楚，有不少人就各方面变化的情况做出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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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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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看过《尘埃落定》改编的电视剧，但却是从这个电视知道的这本书和阿来，说明我实在是后知后觉，非常土；但又因为拍了电视剧的缘故，很长时间不想看这本小说，因为拍电视剧的小说通常不是什么好小说。但是，这本小说是个好小说，提升了茅盾文学奖的层次。刚才还搜到阿来自己也不看这个电视剧，因为害怕失望。
这本小说讲的是四川藏区土司家的故事，时间上是解放前一段时间。先是国民政府的官员来到，给他们带来了大烟种子，他们这一家土司种了之后，大大的发了财，然后就买了更多更好的枪，一时在四土司管理的地面上称霸；但种大烟太多，有一年就没有粮食吃，土司家的二儿子，也就是小说的叙述者──傻子，在自己家土地的边境上以粮食为主大搞贸易，建立起一个小镇，同时也赢得了民心。然后在他大哥被仇人杀死，他就要当上土司的时候，解放了，于是一切土司都消失了，傻子也在迎接解放军的当天被仇人杀死。
故事是用傻子的观察来讲的，但是这个傻子很明显地不是真傻，他只是很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做为第二继承人的身份让他不得不显得傻一些，有些大智若愚的意思。他自己思考为什么要当土司的问题，就很有点人生无奈的感叹，说大家都认为当土司好，那就好吧。与此同时，他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包括在种大烟正红火时种粮食，在边界上做生意，好运气总是跟随着他，所以也就显得很神秘。
这个故事正如它的发生地一样，确实很神秘，打仗前要占卜，打仗的过程中要有巫师做法，巫师要头戴几十斤重的大面具，这个东西只有在进入状态时才能戴得起来。有趣的时土司家的巫师虽然自称喇嘛，但他并不是真的喇嘛，他只是巫师，管做法占卜和治病；另外还有真的寺庙里的活佛，他也为土司服务。这一点也让这个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藏区。
说起来阿来出生的阿坝地区，应该算是康区，包括四川云南的藏区；另外还有安多，就是青海甘肃地方，现在西藏那块称为卫藏，又分成前藏后藏和阿里三部分。从小说中看，土司的传说中他们自己是从卫藏来的，和当地的土著混合在一起，以至于说话都成了当地话，而和拉萨地方不同；他们的土司的名号是皇帝封的，他们都有自己的印信。既同汉地不一样，也并不和西藏特别亲切。当然，到最后，军队来的时候，他们还是向着西方跑，虽然也和国军一起战斗。
说起来这个地方应该有大量的羌的成分，也有说法是他们是藏化的民族，并不一定就是藏族，有些文化的意思在里面，后来分民族时也很乱，也搞不清楚。总之他们的生活是以土司的官寨为中心的，而不是以寺庙为中心。
这本小说的意境是很不错的，但对我来说，却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有许多不能感受，而觉得阿来写得有些粗线条，显得语言过分地简练；可能有许多东西对他来说是萦绕心头的气氛，而对我来说虽然努力想像，包括用几天拉萨行程的经历来想像却也只能得到些皮毛。
阿来对于生活的描写非常高明，虽然说起来是傻子的想法，但相比许多其他文章来说还是要准确多了，这也许也是一种文化因素，只是生活，没有辩解。土司生来就是土司，行刑人一代又一代就是行刑人，下层人家的孩子即使当过少爷的仆人也仍然只能回到下面去，想得到自由人的身份都是很不容易的。
但不能说就一定要保持这种生活。阿来没有明说各类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傻子的两个小厮也只有一个希望能立下战功获得自由人的奖励；被土司杀死的头人的后代要报仇因为土司种大烟而没有粮食吃的饥民饿死也没有去骂人或抢东西。然后就解放了，一切都变了样，这样的制度没有了，这个突然的转变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傻子他爹说他是最后一代土司了，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心理？怎样才算是或者要不要保持原有文化？
随着傻子死去，他自己是优待对象，他死在仇人的刀下，一切就尘埃落定了。他们的生活中来了大烟，来了枪炮，来了梅毒，来了赚钱的贸易，最后失去了土司，他的叔叔在成都支持革命，他的姐姐在英国成了一个夫人，回来一次只为了要嫁妆，这种事已经发生了好几百年，但对于真正的当事人来说，巨大的变化无非刚开始，不知阿来后面的作品有无涉及。
阿来没有搞得特别宏大，但也不缺乏历史的气魄，这本书可以当得上民族的秘史了。
这本小说讲的是四川藏区土司家的故事，时间上是解放前一段时间。先是国民政府的官员来到，给他们带来了大烟种子，他们这一家土司种了之后，大大的发了财，然后就买了更多更好的枪，一时在四土司管理的地面上称霸；但种大烟太多，有一年就没有粮食吃，土司家的二儿子，也就是小说的叙述者──傻子，在自己家土地的边境上以粮食为主大搞贸易，建立起一个小镇，同时也赢得了民心。然后在他大哥被仇人杀死，他就要当上土司的时候，解放了，于是一切土司都消失了，傻子也在迎接解放军的当天被仇人杀死。
故事是用傻子的观察来讲的，但是这个傻子很明显地不是真傻，他只是很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做为第二继承人的身份让他不得不显得傻一些，有些大智若愚的意思。他自己思考为什么要当土司的问题，就很有点人生无奈的感叹，说大家都认为当土司好，那就好吧。与此同时，他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包括在种大烟正红火时种粮食，在边界上做生意，好运气总是跟随着他，所以也就显得很神秘。
这个故事正如它的发生地一样，确实很神秘，打仗前要占卜，打仗的过程中要有巫师做法，巫师要头戴几十斤重的大面具，这个东西只有在进入状态时才能戴得起来。有趣的时土司家的巫师虽然自称喇嘛，但他并不是真的喇嘛，他只是巫师，管做法占卜和治病；另外还有真的寺庙里的活佛，他也为土司服务。这一点也让这个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藏区。
说起来阿来出生的阿坝地区，应该算是康区，包括四川云南的藏区；另外还有安多，就是青海甘肃地方，现在西藏那块称为卫藏，又分成前藏后藏和阿里三部分。从小说中看，土司的传说中他们自己是从卫藏来的，和当地的土著混合在一起，以至于说话都成了当地话，而和拉萨地方不同；他们的土司的名号是皇帝封的，他们都有自己的印信。既同汉地不一样，也并不和西藏特别亲切。当然，到最后，军队来的时候，他们还是向着西方跑，虽然也和国军一起战斗。
说起来这个地方应该有大量的羌的成分，也有说法是他们是藏化的民族，并不一定就是藏族，有些文化的意思在里面，后来分民族时也很乱，也搞不清楚。总之他们的生活是以土司的官寨为中心的，而不是以寺庙为中心。
这本小说的意境是很不错的，但对我来说，却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有许多不能感受，而觉得阿来写得有些粗线条，显得语言过分地简练；可能有许多东西对他来说是萦绕心头的气氛，而对我来说虽然努力想像，包括用几天拉萨行程的经历来想像却也只能得到些皮毛。
阿来对于生活的描写非常高明，虽然说起来是傻子的想法，但相比许多其他文章来说还是要准确多了，这也许也是一种文化因素，只是生活，没有辩解。土司生来就是土司，行刑人一代又一代就是行刑人，下层人家的孩子即使当过少爷的仆人也仍然只能回到下面去，想得到自由人的身份都是很不容易的。
但不能说就一定要保持这种生活。阿来没有明说各类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傻子的两个小厮也只有一个希望能立下战功获得自由人的奖励；被土司杀死的头人的后代要报仇因为土司种大烟而没有粮食吃的饥民饿死也没有去骂人或抢东西。然后就解放了，一切都变了样，这样的制度没有了，这个突然的转变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傻子他爹说他是最后一代土司了，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心理？怎样才算是或者要不要保持原有文化？
随着傻子死去，他自己是优待对象，他死在仇人的刀下，一切就尘埃落定了。他们的生活中来了大烟，来了枪炮，来了梅毒，来了赚钱的贸易，最后失去了土司，他的叔叔在成都支持革命，他的姐姐在英国成了一个夫人，回来一次只为了要嫁妆，这种事已经发生了好几百年，但对于真正的当事人来说，巨大的变化无非刚开始，不知阿来后面的作品有无涉及。
阿来没有搞得特别宏大，但也不缺乏历史的气魄，这本书可以当得上民族的秘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