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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谈明朝资本主义萌芽

11/26/07。  cathayan.org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转载请保留此说明。谢绝商业转载。


抄自吴晗讲稿《明史四讲》最后一部分。嘉靖朝是从1522-1567。明朝虽然有很多大问题,但发展还是很先进的,只是运气太不好,又处在时代变化找不着更好出路的堕落心态中。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现在学术界还在争论,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很早,有的人认为很晚。所提供的史料的时间性都很不肯定,从八世纪到十六、十七世纪都有。特别是关于《红楼梦》的社会背景的讨论展开以后更是如此。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了《红楼梦》这部作品呢?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反对科举、尊重妇女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骂念书人,骂那些举人、秀才都是禄蠹,说女孩子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样的思想认识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各有各的论据。而且关于“萌芽”这个词的意义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种树,种子种下去以后,慢慢地露出了头,这叫萌芽;又如泡豆芽菜,把豆子放在水里,长出一点东西,这也叫萌芽。既然只是萌芽,它就不是已经成熟了的东西,还只是那么一点点。假如是整棵的菜,那就不是萌芽;至于开了花、结了果的东西就更不是萌芽了。所以要把这些情况区别开。可是现在在某些讨论中存在有这样的问题:将萌芽看成是已经开花结果的东西。这实际上就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而是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了。还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早已经成熟了,中国社会早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一系列的大问题,中国既然早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那么怎么解释一八四零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一百年来我们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怎么解释?

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有些看法,也不一定成熟,提出来大家讨论。我想,要说明某个时期有某个事物萌芽,必须要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呢?就是要具体地指出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以往的时期所不可能发生的和没有发生过的,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发生的。没有这个界限就会把历史一般化了。试问,这个时期发生过,一百年以前发生过,五百年以前也发生过,这怎么能说明问题?而且这些新发生的东西不应该是个别的。仅仅只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区出现的个别的东西能不能说明问题呢?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经济发展不平衡,有先进的,有落后的,沿海和内地不同,平原和山区也不同。不要说别的地方,就说北京吧,全市面积有一万七千平方公里,市内和郊区就不同,因此,个别时期所发生的个别的事情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作为一个事物的萌芽,必须是这个东西过去没有发生过,现在发生了,而且不是个别的。只有这样看才比较科学。

现在我们根据这个精神来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我想把问题局限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这个人自己已感觉到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郑重提出那些在这时期以前所没有发生,或虽已发生而很不显著,这个时期以后成为比较普遍、比较显著的一些问题。

第一,关于手工工场。

在明朝初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徐一夔,他写了一本书叫《始丰稿》。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叫《织工对》。这篇文章讲到元末明初,在浙江杭州地方有许多手工业纺织工场。这些纺织工场的经营方式是怎样的呢?有若干间房子和若干部织机,工人都是雇工,他们不占有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谁的呢?是工场老板的。老板出房子、出机器、出原料。工人出劳动力。工人在劳动以后可以取得若干计日工资,工资随着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不同而有高有低,其中有一些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可以得到比一般工人加倍的工资,假如这家工场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别的工场可以拿更高的工资把他请去,劳动强度很高,工人弄得面黄肌瘦。这是元末明初(十四世纪)的情况,当时这样的工场在杭州不止一个。

但是,能不能说在十四世纪就已经普遍地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呢?因为只有这一个地区的资料,我看不能。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十四世纪中期,个别地区已经有了这样相当大的手工工场,老板通过这样的生产手段来剥削雇佣工人的历史事实。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转化成城市雇佣劳动者。这种情况在十四世纪以前是没有的。

第二,新的商业城市兴起。

在讨论中有不少文章笼统地提到明朝有南京、北京、苏州等三十三个新的商业城市,来说这个时期商业的发展。有三十三个商业城市是不错的,但是时间有问题。因为并不是整个明朝都是这样的情况。事实上,这些城市之成为商业城市是在明成祖以后。当明成祖建都北京以后,为了解决粮食的运输问题,把运河挖深、加宽了。这样,通过水运不仅保证了粮食的运输,其他商品的运输也畅通了,因而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这样,到了宣宗(十五世纪中期)时期,沿运河一带的许多城市开始繁荣起来。这时候,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国内市场扩大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为了保证货物的流通,沿长江、运河及布政使司所在地建立了三十三个钞关。

明朝用的货币叫宝钞(纸币)。关于纸币的情况这里不能详细说了,只说明一条,明朝的纸币很不合理,它不兑现,开头拿一张钞票还能换到一些物资,后来就不行了。政府只发钞票,越发越多,超过了实际物资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钞票就贬值了。明朝政府为了提高钞票的信用,采取收回钞票的政策。怎样收回呢?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增加税额。因此就在各个商业城市设立一个机构,叫做“钞关”。一共设立了三十三个钞关。钞关干什么呢?就是向来往的货物收税。纳税时就用钞票交纳。钞关设在商业城市,有三十三个钞关就有三十三个商业城市,这是不错的。但有些人就根据这个数字说整个明朝只有三十三个商业城市,这就不确切了。因为设立钞关是明宣宗时候的事情,宣宗以前没有。而就商业城市来说,在明成祖的时候就不止三十三个,后来又有所增加。因此不标明确切的时间,以一个时期的情况来概括整个明朝,是不符合当时存在的客观事实的。

随着商业城市的增加,商人、手工业工人也增加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这个阶层主要是指手工业者、中小商人)。这些人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建立了很多行会,有事情共同商量,采取一致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明朝末年的市民暴动。这里应该指出:所谓“市民”这个概念不能乱用。有些人把当时的进士、举人、秀才等官僚都算作市民,这就模糊了阶级界限。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统治者,不是被统治者。把市民阶层扩大化,混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这是不对的。

第三,倭寇、葡萄牙海盗和沿海通商问题。

明朝中叶,以朱纨为中心的一派人反对对外通商,对海盗采取镇压的政策,因而引起沿海地主阶级的反对,开成一个政治上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朱纨最后失败了。这种性质的斗争在以往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汉朝、唐朝、元朝都有过对外通商,有时还很繁盛,大量的中国人到海外去经商;不但如此,国内有不少地方还住有许多外国商人。在唐朝的时候,广州就有数量众多的蕃商。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他们住的地方叫蕃坊。其他如扬州、长安等地方也住了不少的外国商人,对外通商也很频繁。但是像明朝那样,代表通商利益的官僚地主在政治上形成一种力量,和内地一些反对通商的地主进行斗争;这种斗争并影响到政府的政策,这种情况却是以往的历史上所没有的。

为什么明朝会出现这种新的情况呢?因为明朝国内、国外的市场日益扩大,商业资本日益发展,商人地主在政府里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商人地主在政治上有了地位,这在历史上是个新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来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北京大学有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说朱纨镇压海盗是爱国的行为。朱纨是个爱国者,这观点是没有问题的,朱纨确实是爱国者,可是不能拿这个来否认当时在政治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当时已经出现了代表沿海通商地主利益的政治活动家,这和朱纨是否爱国是两回事。我们并没有说朱纨不爱国。这点不必争论。问题在于这个时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通商;一种意见反对通商,这是历史事实,是过去所没有的。

第四,内地的某些官僚地主也参加商业活动和经营手工工场。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家所熟悉的《游龙戏凤》中的正德皇帝(明武宗),他就开了许多皇店。这是十六世纪初期的事情。嘉靖时有个贵族叫郭勋(三国演义最早的刻本是他搞的),在北京开了许多店铺。另外有个外戚叫周瑛,在河西务开店肆做买卖。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很萧条了。可是在明朝的时候,由于南方的粮食、物资运到北方都要经过这里,因此是个很繁华的地方。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地方上,明朝四品以上的官到处经商。四品有多大呢?知府就是四品,知县是七品。原来明朝有一条规定,禁止四品以上的官员做买卖。但是行不通,事实上官做的越大,买卖也做的越多越大。特别是像苏州这样的地方,很多退休官员开各种各样的铺子,有的发了大财,成了百万富翁。

官员经商过去也有,但是在明初还多半是武官,到了明朝中叶这种情况就改变了,不但武官经商,文官也经商;不但小官经商,大官也经商;不但经商,而且还经营手工工场。华亭人除阶做宰相时,“家中多蓄织妇,岁计所织,与市为贾”。这种现象也是过去没有过的。过去的官僚认为做买卖有失身份,社会上看不起。士农工商,商放在最后。孟子就骂商人是“垄断”,认为他们不花劳动,出卖别人生产的东西人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事情,有身份的人不干这种事。

汉朝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都曾不同程度地实行过重农抑商的政策。当时社会上一般是看不起商人的,当然也有个别地区有个别例外的情况。但是到十六世纪以后,这种看法就改变了,不只武官,就连皇帝、贵族、官僚都抢着做买卖,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

第五,当时的人对这个时期社会情况变化的总结。

十六世纪中期社会经济情况发生的变化,明朝人看得很清楚,有不少人就各方面变化的情况做出了总结。


首先,从社会风俗方面来说。明朝人认为嘉靖以前和嘉靖以后是两个显著不同的时代。有不少著书的人指出了正德嘉靖以后社会风俗的变化。在嘉靖以前,妇女的服装很朴素,嘉靖以后变了,很华丽,讲究漂亮了。宴会请客,原来一般是四碗菜一碗汤,后来变成六碗、八碗,以至十二碗、十六碗菜。山东《郓城县志》记载在嘉靖以前老百姓很朴素,很老实,嘉靖以后变了,讲捧场了,普通老百姓穿衣服向官僚看齐,向知识分子看齐。穷人饭都吃不上,找人家借点钱也要讲捧场。总之,从吃饭、娱乐到家庭用具都不像过去了。这个时候,看到一些老实、朴素的人,大家认为不好,耻笑他。《博平县志》讲嘉靖以后过去好的风气没有了,过去乡村里没有酒店,也没有游民,嘉靖中期以后变了,到处都有酒店,二流子很多。当时有一种风气,一个人有名,有字,还要起别号。嘉靖皇帝就有很多别号。不但知识分子起别号,就连乞丐也有别号。

其次,在文化娱乐方面。嘉靖以前唱的歌曲主要是北曲,嘉靖以后南曲也流行了,而且唱的歌词主要是讲男女恋爱的。嘉靖以前不大讲究园亭建筑,嘉靖以后,到处修假山、建花园,光南京就有园亭一百多所,苏州有好几十所,北方就更多了,清华园这些地方都是过去的园亭。明朝前期有一条规定,官员禁止嫖娼妓,嘉靖以后,这个纪律不生效了,文人捧妓女成为风气,为她们写诗、写文章,甚至选妓女为状元、榜眼、探花。戏剧方面,过去只有男戏,嘉靖以后就有女戏了。很多作为大官的人写剧本,像《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就是一个官。元曲的作者没有一个是高级官员,都是一些下层社会的人,有的在衙门里当一个小办事员,有的做医生;可是明朝戏曲的作者,大部分都是举人、进士,有些还是高级官员。明朝后期盛行赌博,官吏、士人以不会赌博、打纸牌为耻。

再次,从政治方面来看。《明史·循吏传》序提到嘉靖以前一百多年,一方面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政治上比较清明,好官比较多。譬如大家知道的《十五贯》里面有个况钟,连做十几年的苏州知府,是个好官。另外一个周忱也是个好官,他作苏州巡抚二十一年,在《十五贯》里被刻划坏了,这是不对的。此外,像于谦连作河南、山西巡抚十九年。嘉靖以前,有好些巡抚连任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这是明朝后期所没有的情况。明朝后期好官就少了。

作官讲资格,一讲资格就坏事了,只要活的长就可以作大官。相反,真正能给老百姓作点事情的人就到处碰壁。像海瑞就是这样,到处遭到大地主阶级的反对,办不了好事情。明朝后期有个知识分子陈帮彦对吏治的这种变化作了总结,他说,在嘉靖以前,做官的人还讲个名节,做官回到家里,人家问他赚多少钱,他要生气,嘉靖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做官等于作买卖,计较做了这个官赚钱多还是赚钱少,在这个地方做官赚钱多,另外换一个赚钱少的地方就不愿意去。到富庶的地方去做官,亲友设宴庆祝;如果到穷地方去,大家就叹息。做官和发财联起来了。念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当时升官是凭什么呢?一个是凭资格,一个是凭贿赂。当时叫送礼。地主官三年期满要进京,朝廷要考核他的成绩。这时就是他送礼的时候了,送了礼就可以升官。所谓送上黄米、白米若干担,即指黄金白银若干两。后来改为送书若干册,书的后面附上金子、银子,叫作“书帕”。所以明朝后期的地方官上任以后先刻书,但是他们又没有什么学问,于是粗制滥造,乱抄一气。

以上这些情况说明,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变化,即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影响到了社会各方面。一些大地主把一部分从土地剥削所得的财产投资于手工业和商业,这样过去被社会上所歧视的商人的地位就提高了。国家的高级官员有不少人变成了商人。经商成为社会风气。商人赚了钱就奢侈学杂费,造成社会上的虚假繁荣现象。封建秩序、封建礼法开始受到冲击、从而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反映这种社会生活的作品。

第六,货币经济的发展。

在明朝以前,白银已经部分使用,但是还不普遍,还没有作为正式的货币。元朝使用钞票,明朝初年还用铜钱,由于老百姓已经有了用钞票的习惯,反而不习惯用铜钱,只好仍然用钞票。但是由于明朝对钞票管理不善无限制的发行,又不兑现,因而引起通货膨胀,钞价贬值,由一贯钞值银一两贬至只值一两个钱,钞票的经济意义逐渐没有了。钞票不能用,铜钱的重量又太大,短途进行交易还可以,像从南到北的远距离交易,带大量的铜钱就不行,几万、几十万铜钱很重,不方便。在这种情况下白银就日渐流通于市场。白银有它的优点,它的质量不会变,既能侵害,化整为零,又能把一些分散的银子铸成一锭,化零为整;白银价值比较高,一两白银可以抵一千钱。因此社会上对白银的需要越来越迫切。

上次讲过,明朝建都北京,粮食主要从南方运来。四、五百万石粮食的运费要农民负担,运费超过粮食价格的几倍,农民负担很重。所以到明英宗时,逐渐改变了这种办法。有些地方税收开始改折“金花银”,像这个地区应该送四石粮食,现在不要你交粮食了,改交一两银子,政府用一两银子同样可以买到四石粮食。由于国内市场的扩大和税收折银的结果,银子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了,原有的银子不够市场上的需要,因此在万历时期就出现了采银的高潮,政府征发许多人,到处开银矿,苛征暴敛,引起国内人民的反对。

通过对外贸易的入超,大量的白银输入了。西班牙人从墨西哥运白银到吕宋,由吕宋转运中国,以换取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到后期,墨西哥的银元也大量流入中国。这样,国内白银数量逐渐增加。所以到万历初年,赋役制度大改变,把原来的田赋制度改为“一条鞭法”,使赋役合一,从此大部分地区的赋税和徭役改折银两。

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远距离的大量的交易需要共同的货币作媒介,因而白银普遍地应用起来了。这种情况也是以往历史上所没有发生过的。

第七,文学作品上的反映。

唐朝、宋朝也有传奇小说,里面的主角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官僚、士大夫、文人等等。写市井人物的作品很少。到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以市井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例如《白蛇传》的故事,在《西湖三塔记》中的三怪是乌鸡、水獭和白蛇,男主角是将门之后──奚宣赞(岳飞部下的将官奚统制之子)。而《洛阳三怪记》的三怪是赤斑蛇、白猫精和白鸡精,男主角是开金银铺的老板潘松了。流传到现在的白蛇传只剩下二怪,白蛇和青蛇,男主角则是开生药铺的许仙。故事的主角从将门之后的奚宣赞变为生药铺的许仙,这一变化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又如《金瓶梅》,是万历二十二年以后的作品,写嘉靖、万历年间的事。主角西门庆也是开生药铺的。与西门庆来往的蔑片、清客都是官僚地主的后人,原来的地位比西门庆高,后来没落了,成为西门庆的门客。以这样的一些人物为中心的小说,在过去是没有的。

此外,在“三言两拍”中,如《卖油郞独占花魁》、《倒运汉巧遇洞庭红》等,主角是卖油小贩和偶然发财的穷汉,这也都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文艺作品中的具体反映。

第八,明朝后期有了一些替商人说话的政治家。

譬如徐光启,了是上海人,是最早接受西洋科学,介绍和传播西洋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的一个人。他家里原来是地主,后来兼营商业。他本人中了进士,作为宰相。在他的思想中,反映了保护商人特权的要求,他提出了维护商人利益的具体建议。当时国家财政困难,西北有许多荒地,他就主张政府允许各地的地主阶级招募农民来开垦荒地。开垦荒地多的,除了粮食给他外,还可以允许这个地主家里的子弟有多少人考秀才,多少人上学,给他以政治保证。从他这种主张来看,他是当时从地主转为商人的这一集团的代表人物。

总的来说,上面所讲的这些问题是明朝以前没有发生过的,或者虽然发生过,但并不显著。当时的人也认识到了嘉靖前和嘉靖后所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当然,他们还不能理解这叫作资本主义萌芽。从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变化是旧的东西改变了,新的东西露出了头。这些例子都可以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来看。但是这些萌芽并没有成长,以后又遭到了压力,因此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

这方面的材料直到现在还是不够完备的,还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上面谈的只是个人的看法,不一定对,更不一定成熟,只供同志们参考。
11/26/07 16:04:51,由cathayan发表。目录:阅读

6条评论

“找不着更好出路的堕落心态中”,我觉得这句话好感伤,但是不太明白意思。

Jun 于 11/27/07 09:03:14 发表. 

明朝是挺让人伤感的。一个二十岁时雄纠纠一路走路到天坛去祭天的天子后来竟然数十年不上朝,把自己关在宫里,不见大臣,他得郁闷到何种地步才会这样?在中国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后期竟然有士大夫受洗入天主教,一方面可以说他们心态开放,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们内心有过多强烈的挣扎?像我现在读圣贤书没有他们多,但让我入什么教我也不愿意,也许会信佛教也不会入天主教。许多官员,甚至是六部级别的,想干事干不成,可以挂印而去,连皇帝都不告诉一声,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整个都很荒谬。看才子佳人小说,上面描述土木之变后官员被派去北元慰问俘虏的皇帝,他们那种心态更堕落,不上心,不关心皇上,谁也不想去,真要去的却又做好必死的准备,中国人的传统堕落思路显露无遗。

http://blog.cathayan.org/member/1/category/6 cathayan 于 11/27/07 10:18:40 发表. 

我这几天正好在整理这方面的文献,说两句。总的来说,吴晗的资本主义萌芽论是有问题的。首先是史料的问题。全文最核心的其实是两点,1,手工业工场的出现。2,商业化(包括商品流通,货币发展,社会文化的商业倾向)。明清以来的商业化是对的,但是第一点,手工业工场的史料,已经被证明是误读。转一段:

在50年代史坛热点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元代末年徐一夔的一篇有关杭州丝织手工业的记述《织工对》,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是否存在工场手工业的争论的焦点。因为这一记述中所描述的手工作业,被许多人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手工工场的最详尽的具体的例证。记述中提到这个丝织作业的雇主,是一个“率居工以织”的“饶于财者”,工场设备有“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 工十数人,手提足蹴。”“日佣为钱二百缗。”“有艺过于人者,”他家能“倍其值佣之”。也就是说,可以自由跳槽。因此,大多数史学家认为比较可靠的有关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记载,是徐一 夔所著的《织工对》。这一材料,说明了元末在杭州出现了置备生产工具和原料的资本家,雇用着十几个一无所有的工人进行生产,计日发给工资,雇主与工人之间除了雇佣关系外没有其他身份隶属关系。这就是说,当时已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9] 这里虽然没有直说是手工业工场,但是,从原材料中的“手提足蹴”四个字看,这个“作坊”显然存在着分工。 因为提花机必需二人分工协作,一人用梭踏织一人在花楼上提花,而且原材料也明说杼机只有四五具, 工人却有十数人,平均下来,至少也是两人使用一只织机。“这就表明是丝织生产所需要的一种劳动分工形态。”显然,按此推衍下去,这个所谓“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这个观点,一直得到学术界许多人的认同。三十年后,在一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专门著作中,仍然认为《织工对》所说的是“集中四、五张机,雇工十数人的手工作坊,”在那里,“工人可以争论工资,自由就业。”[10] 然而,当时作过认真研究的学者根据元代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的论证,即“落后统治部族所带来的奴隶性生产关系”在手工业中的表现,就已经指出:这里被公认为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作业,实际上是“在丝织手工业行会支配下的一个生产组织。” 那位“饶于财者”的老板,不是什么置备生产工具和原料的资本家,而是利用投下匠户经营丝织的封建贵族集团中的人物。他的织工,也不是自由劳动者,而是行会手工业的帮工,《织工对》中借一位职工之口所说的“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吾父母妻子”正充分反映了封建社会行会手工业的老板和帮工(织工)之间在生产和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一种依存关系。”至于所谓雇佣的自由,那也是“封建行会行规允许限度内的一种自由,”他们一旦脱业,就不能和先前一样自由地“受雇于当地的任何一个丝织业的业主。”以至如《织工对》所述:“不肯复佣以织,至冻饿以死。”而《织工对》中所说的“工匠每夜至二鼓”,“皆苍然无神色”,正是历来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个“极普遍、极经常的现象”,和封建官府经营的官局“昼夜并作,面有寒饥色,”并无二致。“说明元代手工工匠不论在官或私的作场中,身受极端残酷的封建剥削,都有它的一致性和共同基础。”[11] 所有这些, 都出自《织工对》的本文。显然把《织工对》所反映的元代丝织作业,说成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不但不符合当时中国的整个社会经济条件,而且也违背了《织工对》作者本人所要表达的思想。

beep 于 11/27/07 15:47:05 发表. 

回到“资本主义萌芽”本身: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其实也是大家普遍比较认可的说法,资本主义的产生,在经济层面,需要三个前提:1 商品化,即商品市场的发展。(这个,在中国明清,已经在局部地区部分实现了)。2,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也就是剥夺农民的土地,使之成为可雇佣的自由工人。(这个,明清时期基本不曾见)。3,富人财富的原始积累和扩大投资,也就是不管经商也要干什么也好,需要有一批人先富起来,然后他们还得愿意拿自己的钱来开厂,雇人,扩大生产,不断的把规模搞大。(这个在中国明清也不曾见)。因为后两个条件的缺乏,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就不是一个容易确证的事情了。

beep 于 11/27/07 15:55:47 发表. 

我这就是抄书,业余的边还沾不上。但想来如果中国能自然出现资本主义,也可能不是老马这种类型的,而是人身依附比较严重的,或者就像上海以前的包身工,近的就像洪洞县砖厂。获取人力在中国不是个问题,所以未必要经过圈地运动,资本家用自己的仆佣也就够了,确实是半奴隶性质。原始积累显然是有的,吴晗说明初的沈万三就是海外经商发的家,何况要在33个城市设立税务机关,商业的发展是可以想像的,这都是原始积累的途径和扩大投资的动机。

http://blog.cathayan.org/member/1/category/6 cathayan 于 11/27/07 16:26:03 发表. 

个人认为如果不是蒙人入侵,中国的社会形态发展会比真实的历史快得多,明朝相比数百年前的宋朝,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已经相对退步了。
可惜了古代社会里经济发达的国家基本上都无法战胜经济落后但更具侵略性的游牧民族,这是古代中国的悲哀,也是我们现在落后的根源。

http://zikay.blogspot.com Jacky Zhao 于 11/28/07 00:34: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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