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2/11
读到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的《汉语的本质和历史》一书,感觉这段很有意思,是长期以来的想法:
19世纪初,人们开始对普通语言学感兴趣,想要建立各种不同的语言类型,就在这时,汉语的孤立语性质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许多人认为,汉语缺乏词形变化,缺乏派生和屈折手段,这表明它是一门非常原始的语言,它一直停留在最原始阶段,还没有造出像拉丁语、希腊语、俄语和德语等西方语言以丰富的形态系统为基础的所有那些精美的表达法。但这个观点却没能长期站稳脚跟,从其他语言中得到的经验似乎表明这种说法不对。研究了一系列外国语言之后,人们不久就对此产生了怀疑。
在非洲、澳洲和美洲,在全世界各地的一大批野蛮原始部落中,都存在一些语法特别复杂的语言。没有屈折和派生手段绝不能表明语言是原始的,而只能表明语言是进步的。人们还观察到,印欧诸语言也在向与此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掉了屈折和派生手段。也就是说,在类型上变得和汉语越来越相似。瑞典语比德语的屈折系统简单,而德语又比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屈折系统简单。沿简化和废弃语法指示手段的方向走得最远的是英语,它在世界上是仅次于汉语的广泛应用的语言。我们曾经指出,英语早期曾有过词类之间的形态区别,而现在这种区别有许多已经开始废弃了(比如现在不说to cleanse而说to clean,又说to table a question等等)。就此而言,英语已经发展得大大地接近于像汉语这样的孤立语了。
高本汉的另一个贡献是认定汉语早期也是有屈折变化的。屈折这个词是inflection,说起来是屈折的意思,但总感觉这个翻译不能体现它的真实含义,本来是词形变化的意思,而之所以要变化,是因为这个词处于不同的地方,比如当主语要变成一个样子,当宾语要变成另一个样子,或者是因为要描写的对象是复数,所以要用的形容词也必须变成复数等等。所以我觉得它的意思应该是“屈从于句子中的其他因素而变形”这么个意思。
高老师发现的汉语屈折现象的最简单的例子是人称代词,因为他发现在西方语言中人称代词的屈折变化最顽固,定下来就基本不变。他发现古代汉语文学作品中的“吾”只能当主格和属格,也就是主语和“我的”这个意思,从来不作与格(一般就是间接宾语)或宾格,相反,“我”这个字只作为与格和宾格,来源是孔孟的作品。第二人称的“汝”只用于主格和属格,而“尔”只用于与格和宾格。第三人称的“他”不区分,“之”只作与格和宾格,而“其”这个字,永远只用于属格,绝对不用于其他地方。
并且高老师发现这些相关的字不光有这个语法作用,而且它们的读音在上古时是互相关联的,甚至就完全是现在我们知道的西方语言作屈折变化时的那些个样子,变变元音变变辅音那样的。所以高老师认定汉语四千年前一定也是和印欧语相似的屈折语,但是后来很快就把这些无聊的变化给取消了,甚至早在有汉字写作之前就取消了。在汉语写作的最早一千里,有些这类变化还保存在人们的头脑中,就如上面的人称代词,作者们还能顺利地把不同的字用在不同的格里,但再后来,就连这个也不分了。
说到这里,必须得批评一下现在网上写作滥用“其”字的作法,最惨不忍读的用法是“其的”,它本身就是属格,就带着现代汉语那个“的”的意思了,次之是主格用法“其做得很好”。我发现我还保持这个其字的准确用法,就是只用于属格:其旨远,其辞文。当然这个字后来也有一些虚词用法;但我觉得,如果用“其”的时候,不能把它替代成“它的”,就说明你用错了,像“其的”一替换就成了“它的的”。
其实我觉得汉语最明显的一个屈折变化是量词,现在还有百十个吧,它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必须根据后面一个词的意义来确定的字了。也就是说本来思维是从前向后的,但这个量词却必须先想完了后面的那个字才能确定下来,简直是典型的屈折,但好歹我们说“有一张大桌子”的时候确定完用“张”就可以了,不需要再讨论桌子是阴性还是阳性,于是“大”就要用女的大还是男的大,也不用考虑再前面的“有”应该是单数什么的了,总之还是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