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装B的标题。

五四运动90周年，许多老师都写了文章，读得比较详细的是醉钢琴和传说中李熬老师的文章，他们似乎有一个共同的批判，就是批评五四运动太激进，打破了许多可能的平和的改进过程，让激进的运动成为以后中国的主题，继而造成激进而不可靠的后果。

我觉得这个批判不可接受，原因在于谈论历史时首先要想的就是当时最关键的是什么问题，要批判也只要批判这个问题，可能的话纠正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反应，而不是批判这个作为结果的事件。

五四直接起因于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青年学生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国家命运问题，这个问题就成为当时最关键的问题。这其实是当时整个社会最重要的问题，青年无非是人群中最早行动的罢了。

要批判这个问题，首先要批判帝国主义，同时要批判管事的官僚，接着要考察是否能从国家制度上对这个问题做出纠正，消灭这个问题，并尽量不让这种问题再出现。这才是合理的批判思路。

今年还是一件事的10周年纪念，而仅仅10年，已经有人开始说当时去的人太过于傻B。幸亏这事过去并不久，参与者都还在这里，还可以在网上写字。我得说，早在出动汽车拉人被利用之前，青年们就已经自觉地发动了，进行了散步活动，甚至早已经有许多人向第二天的目的地进发了。更多的人在谈论那个消息，或者在宿舍里制作标语。

这一切都发生在出去大公共汽车拉人去之前。

汽车拉人这件事很讨厌，在美国使馆前的一些闲人（当然不一定真闲）说“还不捡块石头”更加讨厌。

但这些都不能改变这件事的本质，即一个国家受辱的本质，不能抹灭青年人真正的关心点，即便没有车拉他们一样会去。这就是那件事的关键点。谁也不能玩世不恭说他们傻。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事里决定性的因素都是国家问题。如果真要反思，着力点应该在这里，即我们是不是对国家这个东西看得过重？这里倒不涉及派出汽车的人，不管他们是谁，这一点人们能分得清。

也许真的是对这个概念看得太重。毕竟是2000来年的统一历史，中间又有两三百年一次对它的痛苦强调。正因为看得重，才会被绑架这个概念的人或群体所利用。也许，今后我们可以试着把心放宽些，这地球上多少胡闹的地方都还活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