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Blog按】
程教授此文，我想并不是批评学生，而是指向一些根本问题。这些问题或习惯性的做法，我们也许早已视若无睹，正需要外来的刺激让我们注意一下。其中的一些问题，在毕业之后，反而能够想得清楚些，程教授倒也不必过分担心。但陈丹青在《退步集》中有言，说一个人的观察力形成于5到16岁之间，而之后就要定形，所以画画都难以有所突破。不像国外小孩从小就在博物馆中培养起最好的观察力。又有说法，说于民并不是要愚你一辈子，而是让你在30岁时才知道本该在15岁就知道的东西。这样当你终有一天明白时，却已经失去了奋斗的力量和勇气了。

放开社会问题，就说那些教学的事，前些日子讨论过pi和e，这两个数字都是无理数，却可以用数学计算，并且它们两个居然有关系。这些都学过，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和来由，而欧拉早在200年前就搞得很明白了。而当时在学习时，甚至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套公式的作业都做不完啊。

【编者按】
作者程曜教授﹐台湾出身﹐为了要对中国的科学教育作贡献﹐在北京清华大学工程物理学系担任重要研究教学工作。近年来﹐国际上评价中国和平崛起的指针之一﹐是中国每年能培养数千个高级工程专家。但程曜教授此文﹐忧心忡忡地指出了大陆大学教与学品质上存在的严重的问题﹐忧心忡忡﹐既表现了程教授热爱民族科学教育的前景﹐也指出了当前大陆科教中绝不容忽视的问题。回看台湾的大学教育的废弛﹐也应引为借鉴。

救救这些孩子吧

北京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　程曜

清华大学关心学生的老同事﹐希望我能对清华学生的学习﹐写一些具体的看法。

因为我刚从台湾过来﹐对一些在中国内地已经习以为常的行为﹐不会视若无睹。的确﹐内地学生的行为和欧美甚至港台学生的行为﹐大大的不相同。我们虽然不忍苛责﹐但是我们还是得认真研究﹐作为时代的见证。学生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状。优秀的学生可以先知先觉﹐在这个大变化的时代领先群伦﹐改变社会现状。在全世界的瞩目下﹐中国和平崛起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同其时﹐全世界也正注视着这些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能耐﹐来面对二十年后的中国。我们当然理解﹐年轻人个人的问题﹐随着年纪的增长﹐一定会适当解决。而该思考的是﹐清华里学生的特殊现象﹐以及普遍不正常的行为。我们在国外一流大学的学生身上﹐都能见到那种与众不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被鼓励的傲慢和自大。到了中国﹐这种精英似的我慢轻狂﹐往往混合着更多瓦解的道德观。到处都是无神﹑无政府﹑无信仰的无头苍蝇。

这个时代的中国﹐最显著的问题就是混乱的价值观。改革开放之后﹐沿海的区域发达了﹐大量吸收内陆的人力﹐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不劳而获的机会。只要占住了重要的位置﹐挡住别人前进﹐多少都可以获得一些利益。我们可以在清华大门口的街上﹐看到有些对红灯视若无睹的清华学生﹐一对对牵着小手闯红灯﹐悠哉悠哉漫游过街﹐可以让百辆车子紧急刹车而不以为意。难道这就是我们要训练的新中国一流大学生吗﹖2003年夏天我回台湾时﹐遇到了我的老师刘远中教授和作家陈映真。他们都问了我一个相同的问题“ 中国的中产阶级形成了吗﹖” 我的回答如下﹐城市里的中国人有钱了﹐他们很注意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但是要他们为公众利益付出一丁点儿﹐他们就不愿意了。当这些人没一点共识﹐没有一点共同价值观时﹐我们如何称之为中产阶级呢﹖这种中产阶级如果兴起﹐只能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万万无法代表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再回到被惯坏的清华学生身上﹐他们一样具有全世界中产阶级斤斤计较的特性﹐却又不肯好好学习。总以为考上了清华﹐就能当总书记了。只要稳扎稳打﹐不犯大错﹐总有一天能飞黄腾达。知识的殿堂﹐不再尊重知识﹐正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耻辱。

我们在这里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有些学生不要知识。大部份学生上课的时候﹐只留意老师放了什么信息﹐可能要考什么。很少理会一堂课内所教的内容之间的关联性。这件事非常容易证明﹐只要上课明白说出的一句话﹐好象会考﹐他们就会回答。如果需要综合两句话的推理思考﹐他们就不知所措。即使心里明白﹐也不敢把心里明白的事情写下﹐或者尽量写的模棱两可﹐多拿一点分数。如果不给公式﹐学生不会算﹐也不敢推导公式。这样子的态度﹐不正是明证。他们上课﹐不理会老师推导公式的思路﹐大都死记最后公式的结果。上学期我上完光学﹐考试第一题如下﹕“ 如果你的近视眼很严重﹐不戴眼镜能看清楚显微镜的影像吗﹖” 这样的问题﹐一百个修课的学生内﹐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不会答﹐还有四分之一答错。这个问题﹐起码清楚表现了两件事﹕一﹑课本里没有的他们不会﹔二﹑他们不看显微镜﹐也不看望远镜﹐只会使用全自动对焦的照相机。也许还有其它的原因﹐不过有一点我确定﹐他们不会将上课的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上。这些知识只是用来考试﹐让他们踏进大学之门。剩下百分之二十五的学生之中﹐才有一些是愿意知道﹐喜欢知道的人。上个世纪美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杜威﹐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概念。我思考这句话三十年﹐回到祖国后﹐突然发现中国的现状和一百多年前的美国非常类似。

当年的美国﹐被欧洲人瞧不起﹐认为美国人没有文化。虽然教育水准低落﹐却有欣欣向荣的活力。杜威说生活即教育﹐让美国的教育和实际结合起来﹐也去除欧式教育中的矫揉造作。中国的现代教育﹐应该吸取这个宝贵的意见。事实上﹐杜威为胡适的老师﹐正是胡适当年在大陆宣扬杜威的教育观﹐延续到台湾。而我回祖国后﹐见到学生的问题﹐似乎又回到胡适在北京的时代﹐一百年来没有多大的改变。

学生们不敢问问题。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理解这个现象。当然﹐我们在台湾对这个现象并不陌生。可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们听一些演讲﹐如果授课老师不在场﹐他们喜欢在同学面前大放厥词﹐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往往不知道﹐问的问题和演讲有任何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问问题。一﹑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问题﹔二﹑怕在老师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影响分数﹔三﹑再次验证学生对知识不感兴趣。知识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妆饰﹑和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模糊记忆。竟然有学生辅导员对新生说﹐你们尽量背﹐考完就忘记掉﹐不然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课程。清华大学怎么能让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扮演大人的角色﹐在学生内部流传一些不入流也不正确的观念﹐培养了一群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

清华的学生还有一个特色。正是因为当年高分考进清华﹐受到了很大的奖励﹐从此就对分数特别感兴趣。学生之间﹐以分数作为一切评价标准﹐有了高分就高人一等。拿不到高分就去修更多的学分﹐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拿不到高分。甚至有大学三年半修了一百八十多学分的例子﹐平均一个学期二十六个学分。这样的学生﹐往往对所修习过的课程一无所知。清华大学应该降低必修学分﹐严格把关控制品质。前些日子﹐我亲耳听到一位北大附中的老师说﹐现在四月正忙﹐过几个月学生进了大学就好了﹐只要交钱就能毕业。言下之意﹐大学教育不如高中教育辛苦。我想﹐这个看法在学生之间是普遍的﹐念高中比念大学辛苦。有的学生不但不认真念书﹐还敢来恐吓老师。我就碰到几个例子﹐找了教委来学校关说。清华大学严进宽出﹐已经是有名的了。天安门事件之后﹐学校怕学生闹事﹐多少有点政治紧学业松。这件事再不倒过来做﹐抓紧学业放松政治﹐明显和经济崛起的中国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中国放松人民币汇率和管制﹐已经箭在弦上﹐是多久才能完善银行体系的问题﹐是能忍受多少关税报复才开放的问题。只开放人民的口袋﹐不开放人民的脑袋。成吗﹖中国共产党应该有更大的自信﹐经济发达后﹐中产阶级检查自己口袋和堵车的时间﹐远比思考的时间多。就算是八国联军再来犯﹐不到廊坊已经堵在津京高速路上﹐进不了北京的。学生也是一样﹐花脑筋赚钱的时间﹐远比思考的时间多。学生已经没有政治的热情了﹐学校不必太担心﹐应该好好的抓学业。混文凭不该毕业的﹐千万不要妥协﹐尤其是研究生。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喜欢动手。不但千方百计逃避动手﹐还会去耻笑动手的同学。作为老师的我﹐千方百计的强迫他们动手﹐甚至不惜以退学要胁这些学生。我必须承认﹐即使这样﹐仍然所获不多﹐或者面临损坏设备的风险。我们发现﹐学生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不动手。背后的原因往往很简单﹐除了考试﹐他们几乎什么都不会动手。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形而上观念﹐根深蒂固。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很多老师也不知道如何动手﹐由小学到大学一路因循下来。再者﹐现代的计算机普及﹐又有很多网络新贵产生。这种弄不坏﹑不必负责任的玩具﹐反而给了他们很大的动力。还有﹐动手的分数通常不好评价﹐老师会送分。学生花很大劲学习动手﹐不如一个计算所得数字的成本效益高。老师不重视动手评价﹐学生当然不会重视动手。系里和老师的研究室里﹐没有摆满手册和厂商零件目录﹐学生当然除了玩软的不能玩硬的。学生最常找的不动手理由﹐就是设备不够好或者没有设备。我们发现﹐最好的设备给他们﹐他们也不用﹐更何况让他们自己建造设备和修设备。最好的创新科研﹐绝对没有配套的设备。往往在设备不足的情况﹐才能激发想象力﹐开发出前所未有的科研方向。国外学校经常有一些竞赛﹐鼓励学生在有限的资源下﹐把所学知识运用来创造新的小发明。我们不也是该认真地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释放学生的想象力和能量。

有一次﹐我在课堂上问学生﹐当光照到物质上﹐多少时间之内光电子会被释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一起回答﹕一个纳秒。这件事让我吃惊万分﹐他们可以由一个老师或某本教科书上得到错的答案﹐完全不思考这个答案的荒谬性﹐和教学的内容完全不一致。上学期在期末考时﹐我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科学方法﹐物理学和你所就读的学科方法﹐有何不同﹖竟然有一个生物系的学生回答﹐物理有很多要背﹐生物也有很多要背﹐非常不容易同时记住。我宁可相信他在和我开玩笑﹐不然我如何自处﹐到底是怎么教的。中文的教科书有几个大弊病﹐略举两点如下﹕一﹐不与时俱进﹐不能不断再版﹐更正错误和更新知识﹔二﹐没有良好的索引和参考文献﹐学生学完之后﹐无法一辈子用来翻阅。学生宁可花钱买手机﹑计算机和配件﹐不肯花钱买一本好书珍藏﹐太令人失望了。好的外文教科书﹐都有中文翻译本﹐但是这些翻译本的再版往往更不上时代。在中文教科书完善之前﹐我们只能大量使用外文书籍﹐而且减少学生使用翻译本的可能性。

如果大家不认为﹐上面列举的现象是我捏造的。不免要问﹐中国该何去何从﹖这些清华的大学生像是会考试的文盲﹐不但对知识不感兴趣﹐对文化也十分陌生。虽然可以随时琅琅上口一些专有名词﹐似乎学习了很多。但细究之下会发现﹐他们就像文化大革命里的样板戏﹐架势十足好看﹐内容简单易懂﹐却不深刻。我必须要说﹐这不只是清华大学一个学校的责任而以﹐应该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我必须呼吁大家来救救这些孩子﹐把他们的思想紧箍咒拿掉﹐让他们开始思考。我们不能再纵容这些自以为是的清华学生。要让他们知道﹐如果不能够创造更进步的文明社会﹐就不配走出清华大门。要让他们知道﹐再聪明的人﹐也需要严格的锻炼。要让他们知道﹐世界不只是海淀清华园﹐而是五大洋五大洲。◎

2005-4-23 国共再度和谈之前写于清华园
Prof. Dr. rer. nat. YaoCheng 程曜
Deputy Director of Center for Atomic & Molecular Nanosciences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Physics
Tsinghua University ， Beijing，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