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秋风 2004-1-28 14:40:16

今天的人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进步主义者。然而，在很多时候，某种程度的复辟——或者用更中性的词“回归”——反倒意味着进步。当大学校长们或者大学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两眼热切地盯着未来，畅想本大学在二十或三十年内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杨东平先生主编的两本书《大学之道》《大学的精神》，则告诉他们：回头看看。

20世纪上半叶的大学传统

回头看看是有益的，甚至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如果要讨论教育问题，那么，中国自己就有最丰厚的传统。比如，人们曾经非常喜欢谈论中国的太学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之类。那扯得也许有点太远了。但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批伟大的教育家的探索和尝试，无疑为今日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了最珍贵的资源。

任何一个稍微了解一点历史的人，恐怕都会承认：正在那个时期，中国拥有过最伟大的大学，当然是曾经了。没有人统计过那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是世界第几流大学；但毫无疑问，不管他们与哈佛、剑桥相比排在什么位置，他们确实是绝对意义上的“好”大学。（请点击详细阅读）

之所以这么说，我们只要看看那些教育家们的言论就足够了。对于那些好大学的品质，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学术自由，兼容并报，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等。这就是一所好大学的制度框架。今天的人们惶惶然于世界第几流大学的名头，而那时的教育大师们却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办出一所好大学，如何为学术的繁荣提供一个好的框架。那是何等从容的气象！

而这种气象正来自于一种不卑不亢、从容不迫、知道教育乃是百年大计的心态，也来自于大师们对于中西文化的透彻理解。那些教育家们无一例外都是游刃于中西文化之间，具有融会贯通的视野和才具：“当封建[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词，我猜想作者仅仅指古代——引者注]正统文化崩解、新的民族文化尚待建立之时，他们的一个共同追求，是继承儒家文化中培养君子、士的人格理想，使之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养成衔接。”（《大学精神》，前言，第4页）

他们是空前绝后的一代人，比如，蔡元培、蒋梦麟、傅斯年、梅贻琦、潘光旦、张伯苓、竺可桢、罗家伦、陆志韦、陈垣等等。他们既曾浸淫于传统之中，又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训练。在他们看来，一所位于北京、上海、成都的好大学，不是照搬某佛某斯大学的标准就可以自动地造就出来的，当然也不是照办白麓书院就能延续出来的。于是，他们进行了一次最完美的试验，他们以中国知识人开放的心灵，对学术自由与士人的责任进行了最纯正的解释。他们将西方的大学理念，与中国的教育传统融合了起来，并且以中国传统教育家的的气质，塑造了各自大学的精神。

大学的精神是如此开放，国学大家唐文治曾出任以理工为主的交通大学校长达14年之久！

反观今天的大学改革者们及博士生导师们，至少其中有很多，动辄以某斯某佛大学的博士学位相炫耀，而基本的中文写作却一塌糊涂，难怪他们会以在国外发表的论文作为考评的主要标准。这样的人物，自然不可能对于中国自身的传统给予同情的理解，当然也不可能从20世纪上半叶的传统中发掘改革可资利用的资源。他们既缺乏理解传统的意愿，也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准备。

笔者绝不是文化民族主义者，但是，如同西方现代大学是对古典学园、中世纪大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样，当代中国的大学自然也应当对中国自己伟大的教育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照搬某斯某佛大学的模式是省事的、高效率的，但在教育问题上，高效率的办法未必是最可取的办法。毕竟，办大学不是开麦当劳连锁店。

大学需要的是一种气质，一种精神涵养，而这，不是单纯靠大学管理技术的变革就能制造出来的。

摈弃另一段遗产

当然，传统并不全然美好。中国的教育也有另一个遗产：即20世纪中期开始的另一场试验。在那段历史中，先是苏联大学模式大行其道，积两三代教育家心血而形成的伟大的大学传统被摧毁怠尽，大学沦落。“教育的方针，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文革’期间堕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其时既有‘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这样的荒唐，也有‘大学就是大家都来办学’的荒诞。” （《大学精神》，前言，第5页）

在所有这些破坏性的尝试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以大学为工具、迫使大学追求当时认为最迫切的单一目标的的精神：治理制度已经很完美了，因此，不需要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了；人们的心灵已经很高尚了，所以，不需要人文学科了，或者为了塑造人们的心灵，只需要正确的思想和文学；国家需要建设人才，所以，要将综合性大学改造为理工科大学。而为了贯彻所有这些要求，大学的制度被颠倒过来：大学由行政来主导。

大学成为工具主义、急功近利的牺牲品。这样的精神、心态自然地延续下来，今天仍然主宰着大学，只不过倒转了一种形式而已。那时是政治第一，所以，大学要为政治服务；今天是经济第一，所以，大学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大学改革，路径无他：反省、摈弃20世纪中期的传统，回归20世纪前半叶的传统。“如果我们不能批判性地反省我们的教训和苦难，那么历史并不会自动地成为未来的借镜。”（《大学之道》，前言，第5页）另一方面，我们则需要“回顾我们那‘很高的起点’，那曾经烂漫的源头，那短缺而珍贵的资源，珍视我们自己的传统，从历史和前辈大师那里汲取新的力量。”（《大学精神》，前言，第6页）因为，那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传统。

不过，我相信，在这个人人都以为生活在历史的颠峰时刻的时代，掌握大学命运者，设计大学未来者，恐怕没有谁愿意回头看看。他们相信自己的理性，他们相信，已经靠着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找到了大学之道。他们宁愿做黄金沙滩上的乞丐。

仅仅因为这个理由，我对目前的大学改革热潮持悲观态度。传统中蕴涵的智慧超出任何个体的理性。如果你不能彻底地反省和摈弃20世纪中期的大学传统，你就不可能知道如何避开大学的陷阱；如果你不能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大学传统，你就不可能理解如何办好一所中国的好大学。对过去闭上眼睛，就意味着今天改革者的双重盲目。

（《大学精神》、《大学之道》，杨东平主编，文汇出版社，2003年）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