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帕穆克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很快市面上就出现了这本书，到处一番爆炒。可能出于逆反心理，后来这本书放在书架上很长时间，却也没有想去一读的心思。前一阵子偶然开始读，发现还是可以读下去的，前两天终于读完了，感觉不是那么好，当然肯定也不差。

以前兔主席专门研究过这个诺奖，结论是92.5%的奖给了印欧语，其中一半是日耳曼系列，一小半是拉丁系列，一小成是斯拉夫系列。帕穆克是第一个得奖的土耳其人，很可能也是第一位突厥语系作家。手上这本书介绍他时说，他是“当代欧洲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这就搞笑了，虽然土耳其一直想加入欧洲，不论是足球还是唱歌都参加欧洲联赛了，但我觉得不需讳言，这个国家不是欧洲，怎么都不是。

帕穆克自己我想不至于如此，虽然他也在美国当文学教授。他很清楚这其中的区别，甚至诺奖的评价中也提到他“发现了冲突和文化交汇的新符号”；他的演讲中更是讲了这方面的感受。我觉得他甚至有些敏感，比如他说他一眼就能看出哪些人哪些民族们于“西方”之外，因为他们会因为敏感和害怕遭受羞辱而特别小心，看起来有些犯傻；而同时那些西方人则因为财富或文化或近几百年的历史成就而自满，同样地，看起来有些犯傻。

《红》这本书就是这方面的杰作。它的主题很简单，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和法兰克两个文明主体的绘画风格的冲突。书中设定的时间是15xx年，奥斯曼帝国其实还在青壮年时期，夺下伊斯坦布尔也不是很久。但是当时西方文艺正在复兴，绘画上已经很有成就，于是就有点影响到了土耳其画家。比如透视画法，比如肖像画。

土耳其他们自己画细密画，这种画中国人只要一看，就知道其中的中国风格，并且还明白又不是中国画。在书中，中国这个词出现了无数次，也就是讲中国大师们对奥斯曼画风的影响，不光画面布置，云彩马匹的画法，甚至美女的面容也一定要是中国人样子。作者认为这种风格是从蒙古人那里传到波斯人的地界赫拉特，当时当然是蒙古人当老大的时候。于是赫拉特出现了很多大师，然后又传到了土耳其人的地盘上，他们尊重所有这些传承。这种尊重到了工匠的地步，也就是一幅画不论画多少次，画了多少年，它还是一个样子；一幅画也可以分给多位画师来画，有人专画边框花纹，有人画人，有人画马，有人画树叶，还有人专门上色。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一位画师，在书中位于体制外，是主人公的姨父，他到过威尼斯，知道肖像画和透视画法，深为叹服，并认为今后画家全部都要那样画画。于是他说服苏丹用这种画法来画一本画册。体制内的王室画坊下属的画师们就在暗中参与。而当时社会的另一股潮流是保守，人们用古兰经来解释一切，咖啡也被认为是渎神的东西，画画这种明显有偶像崇拜嫌疑的东西当然更加反对。于是有人杀死了一位画师，于是大家要找凶手，然后再加点感情因素，一本小说就这样了。

书中评价几种绘画风格时说，如果人在一幅法兰克绘画中转个弯，他就会走出画面；如果在一幅细密画中，人最终会走到安拉俯视世界的位置；而如果是在一幅中国画中，人会被困住，永远也走不出去，因为“中国的绘画可以无边无际地予以延伸”。

土耳其就处于这种东西方之间，另外还要加上阿拉伯人经书和苏丹个人喜好的影响，可以说处境相当地逼仄。书中也写到了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尊重传统显然是一种安全的方式，但谈到引进西式画法，人家也可以说东方和西方都属于那谁，所以用什么风格都可以。宗教总是最适合扯淡的，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扯法。

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土耳其能一直保持世俗化，毕竟还是有一些要求改革的力量存在。

但从另一面讲，我觉得作者把背景设计在16世纪还显得早了，毕竟那时土耳其帝国还在上升期，17世纪时还能在欧洲地中海这些地方到处打呢，国势看不到明显衰落。在这种时候，谈不到反思什么的，一般人会自信，并且因为自信而更能接受新鲜事物，当然并不会真的去学习。想想西方人要到1829年才能帮助希腊从土耳其帝国中独立出来，英国人拜伦还因此成为希腊民族英雄。

有时候也觉得这种老大帝国都差不多，开始看到一点新东西，有的人想学，有的人反对学，但没有人认为它真的有危险，没有人认为帝国会崩溃。这种情况还能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就不可阻挡了。如果没有这种悲剧的社会后果，文化冲突也就没什么好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