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震，本来是个天灾，但封建余绪竟然突然泛起，实在让人难以忍受。也许高智商的斯通女士是受了另一个问题的影响或者修炼中头脑出了偏差，那著作等身的朱先生又是搭错了哪根筋呢？

有些他们的同情者随便就拉扯到什么自然保护问题上去，离题万里，不明白人家的真心所在啊。

在我国长长的历史上，天是普通受到信仰的，但他没有形象，但也不是虚空，很点绝对精神的意思。总之天是老大，百姓最后一个安慰就是它，碰到恶事自己没有办法就求它，希望它来主持公道，这就是天谴。本来这是件很正常的事。但是，后来出来个董仲舒，公元前2世纪的人了，也已经非常古老了，他搞出来个天人感应论，把天给人格化，说天就跟人一样，人又能感应天的喜怒，天当然也看着地上的人，如果你好好干活，天就嘉奖你，如果你干坏事，天就要下雷劈你。

但是和孔子等等所有当时有知识的人一样，他们这里说的人其实只包括贵族和士人，不包括普通百姓，按孔子的说法，这些人叫野人。孔子说仁义礼孝悌，全是针对他那一阶层和王室贵族说的，只不过他自己这一批人，倒是给下层人民留下了靠学习向上走的道路。

而在董仲舒当年，他碰上了一个时机，就是汉武帝要搞大一统，加强中央集权，他非常需要一个思路，儒家相对于道法名阴阳等家实在是更为合适的一个选择，比如儒讲礼，礼就是一整套的规矩，这很合适；但这个礼也已经过于古老，不利于传播给社会，这就是董仲舒的机会了。他搞的这个天人感应，简单易懂，易于传播。更重要的是，他同汉武帝之间达成了协议。按西学的说法，是订了契约。

当然他们并没有走到一起去，真的签字留底。但他们在理论和利益上取得了一致。皇帝得到天子的称号，平民出身的刘氏从思想上成为正统；儒生们得到思想上的控制权，并作为天子手下共同治理国家；双方在思想上完全统一，共同以此思想为治理国家的大纲。皇帝主管国家，但受天的制约，干得不好要天谴；儒生们参与国是，尊重并大力宣传皇帝的正统地位，同时监督皇帝——这是因为什么是天，天道如何是由他们来解释的，或者说是由他们的总体意见来解释，一般表现为当代的一个大儒的意见。

也就是到了独尊儒术的武帝这里，孔子奔走数十年的理想得到了表面的实现，传统的力量型统治者和新兴的智慧型读书人才，双方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即统治野人们，和谐地走到一起来了。

可以看到，双方的共同目标，野人们是被排除在契约之外的，在生产不发达，混口饭吃不容易的时代，这个问题不大，一直可以到实在活不下去才有危险。这个结构也一直相当稳定，直到最后一个朝代。

在明朝的时候，许多士人以骂皇帝屁股挨打为荣，打到壮烈醒过来还要骂。不管他们是虚荣还是理想，我们得佩服这种勇气。支持起这个勇气的就是上述契约中那个“天”的解释权，儒生们自认为他们是天道的代言人，是帝王之师；而帝王虽然是天子，也得有老师管教嘛。那皇帝们也深受这种教导，潜意识里都认为这是对的，根本没想其他，或者也不敢。

到了清朝事情就不一样了，皇帝们本身有戒心，另一方面归化不久，对高深的学问还保留着一些为什么的问题。于是一波又一波的案子打起来，并且这回不光打屁股，而是直接砍头流放。不到三朝，力量型就彻底战胜了智慧型，力量型选手不但保有武力，还夺取了天的解释权，彻底完全了一体化，把天朝的治理手段推向了极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如果不理解董仲舒开创的这个局面，可以参考一下现在的经济学家，事情仍然没有变化，用自己的知识和名气给老大们唱赞歌敲边鼓而已，心里还想着自己是帝王师，其实300年前就不是了，只是个马前卒。至于董仲舒当年是自己发展了这个理论，还是从武帝的风向里看出了奥妙，也就是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还是个投机分子，好像也挺难说。

绕得比较远。下面我们来看朱老师等的作为，他们提出了天谴论。这是一种什么行为，这就是董氏弟子的行为，他希望自己能作天的代言人，学得屠龙技，售予帝王家。殊不知，人家需要吗？不需要啊。拳头只要硬，谁要这个啊。

朱老师的另一个不长进，是他高估了自己一方的力量，而且坚定地把另一个大的力量推到了旁边，这个力量就是野人。朱老师不惜以伤害所有野人为基础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以为站得高，自己就有基础，岂不知这批人被他们双方踩了2200年了，难道还不烦吗？

这也正是天谴论的混乱之处，真要谴责谁，直接打谁身上不行吗？

说起来这回朱先生的口号，就跟替天行道也差不多。幻想着行道成功的幸福日子，根本看不到受苦的是谁。这也正是近些年所谓各种斗士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他们没有一个人把自己同普通人归为一类，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人群中活动，总是高高在上，自以为牛B，甚至宁与友邦，不给家奴。

这就是他们的真相。2000多年过去了，他们就不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