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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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如何，这个词已经登台了。我专门去看了下官方说法，原来这个梦想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各种围绕这个词的解释都不太敢脱离这个说法，这在一个退休大爷都热衷于谈论南海局势的国家里倒是很正常的。
但是现在连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说话都少了——可能是其他原因——还是用这种方法来谈鼓动力可能是要打折扣的。毕竟更多的人还是要很辛苦地过日子，要想鼓动人还是要从个人生活说起。这方面的好例子就是更著名的美国梦。
美国梦一般说是实现更好更幸福更富裕的生活，主要场景是一个穷小子经过个人努力，成功地赚到了大钱，成为了社会上的重要人物或者创造了什么学术体育或者什么记录，总之就是个人成功，其中赚钱的成分还很大，说起来是很俗的。但就是这个很俗的梦想，鼓励全世界人民一批又一批地移民美国，努力工作，过上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生活，顺带把美国建设成了世界第一。如果想想美国3亿的人口，平均起来还是世界前列，这个成就是十分惊人的，这也是这个梦想的威力吧。
美国人一般会忌讳别人说他们这个美国梦的实现是因为他们那个新世界条件优厚，资源丰富，没有大战，没有历史包袱，而是喜欢归功于个人努力。但我觉得，别人的看法并没有错，我宁愿相信他们所拥有的天然条件在这个梦想的实现中占据了更大的比例。
这类梦想的实现，其实很难。它相当于改变人的阶层，这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任务，只有在大变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大变革可以是大建设，可以是革命，也可以是科技大爆发。美国人以前一直是大建设，从原始部落控制下的大片几乎未经开发的土地上开始，又是那么大片的国土，所以可以一直搞建设，什么东西都需要，几乎到处是机会。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也可以前往西部占上一大片土地。然后修路，公路铁路，挖油，办厂。一个移民在这些机会中占上一个其实就已经是梦想实现了。
然后是科技爆发。美国人以前是到处抄袭，欧洲人的成果拿来就用了，这都是机会。当然，他们也发明了电灯，发明了飞机，这都是大大的机会，得有多少人在这些机会中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哪怕就是进爱迪生的公司当个技术员呢。
到上个世纪，其实大建设的机会已经不是很多，可是美国人又搞上了科技。二战后一阵子是化工，然后是半导体，计算机，再然后是互联网，每次都有人在机会中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现在我们所熟知的一些美国梦想实现人，大体也就出自这些行业。像前些天看了杰克·威尔奇的自传，发现他是做化工出身，一开始工作就碰上化工的机会，一直做新东西，一上手就是把一个新产品做到上亿的销售额，30来岁就已经是一个产品的总经理，就已经是整个公司的培养对象了。
再看欧洲，这方面的机会就少得多了。那块土地早已经被占完了，一个穷人不可能再随便去占块地，工业革命发生了，但有钱投资的大体也会是本来就有钱的贵族。新机会也有，但后来者在面临机会时总是不如早已经有钱的人有优势。虽然欧洲人民随着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也过上了不差的日子，但想改变自己的阶层仍然只是梦想，基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倒是在原本整体很穷的北欧，或者是发生革命的东欧，改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没有发展出瑞典梦或者乌克兰梦这样的说法。
中国的情况又不一样，发生了革命，很多人有了土地，很多人进了城，其实也算是改变了阶层了。然后就是工业化一直没跟上。民国时直正搞工业的也就是上海吧，留下了上海这唯一一个有市民阶层和市民习气的城市作为遗产。同时也留下了上海梦——冒险家的乐园，这么说当然不好听，但换个说法就是有胆气就有机会，所以其实就是梦想的乐园。搞到现在欧美人士来到上海，面色上都要弱一点，比之去到北京的老外，都要含蓄不少——仅是个人观察啊。
真正的机会仍然是这三十年，通过自己的努力若干，更多人的生活上了台阶甚至好几个台阶，这必须得承认。但这不是什么组织的功劳，他们不过是少管了一点而已。李熬的说法叫“没有你会更好”。这是一个大建设的机会，老实说就是什么都缺，干什么都是机会，只要你肯干。拿大学毕业生就业来说，10来年前某校随便就是平均每人可以有10个以上的机会，要人的单位都跑到学生宿舍去找。现在就不行了，最新的数字说今年到目前为止，上海大学毕业生的签约率只有44%，并且说今年将是毕业生最难就业的一年。
就是说情况很可能已经变了，大建设的机会已经没有了。下面这个梦想的机会就很难了。有钱的会更有钱，没钱的只好跟着社会整体发展将就改善一下了。想想看，美国离上次互联网大爆发也就10年，可已经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这种活动了。为什么，大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只不过是再也没有上升一个层次的机会，大体完全没有办法，也想不出原因，只好找上华尔街发泄一下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有钱人可以赚钱，银行不过是他们的代表而已。
欧洲这个情况更严重，社会老早就已经固化了，新来的人再有野心，也不会有机会了。
除非你能创新，这也是他们特别讲究这个词的原因。一个创新就是一个新机会，就是一个改变自己阶层的机会。对社会来说，是促进稳定的最好因素。而如果没有大的科技进步发生，欧美这种地方自然条件都占完了，社会秩序也早已经建设完备，后来的普通青年哪里还会有机会呢？
中国在这里可能还要特殊一下。一是国土广袤，没开发的地方仍然非常多，就是北京上海这种地方，哪怕就是市政建设呢，和先进国家的差距都非常明显，只要需要，这些地方的建设的机会仍然很多。当然最好不要是一下子投四万亿那种建设方式，那只是腐败分子的机会。
其次是中国的社会建设非常差，仍然没有现代化，这里的机会也非常多，就看是不是会开放了。也许会在社会固化，压力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开放一下来化解压力吧。
某天突然注意到一个广告，上面的广告词说：中国在腾飞，你在哪里？直指人心啊，是不是？其实盯着机会的人非常多，比如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当然是个机会，多少人就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了。但就像某次同学聚会，有同学说，10年前没有发展的意识，很多趋势看不到，要能想到今天是这样可就牛了。这很难啊，哪怕现在有这个意识了，真的就能看到实现中国梦的机会在哪里吗？
但是现在连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说话都少了——可能是其他原因——还是用这种方法来谈鼓动力可能是要打折扣的。毕竟更多的人还是要很辛苦地过日子，要想鼓动人还是要从个人生活说起。这方面的好例子就是更著名的美国梦。
美国梦一般说是实现更好更幸福更富裕的生活，主要场景是一个穷小子经过个人努力，成功地赚到了大钱，成为了社会上的重要人物或者创造了什么学术体育或者什么记录，总之就是个人成功，其中赚钱的成分还很大，说起来是很俗的。但就是这个很俗的梦想，鼓励全世界人民一批又一批地移民美国，努力工作，过上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生活，顺带把美国建设成了世界第一。如果想想美国3亿的人口，平均起来还是世界前列，这个成就是十分惊人的，这也是这个梦想的威力吧。
美国人一般会忌讳别人说他们这个美国梦的实现是因为他们那个新世界条件优厚，资源丰富，没有大战，没有历史包袱，而是喜欢归功于个人努力。但我觉得，别人的看法并没有错，我宁愿相信他们所拥有的天然条件在这个梦想的实现中占据了更大的比例。
这类梦想的实现，其实很难。它相当于改变人的阶层，这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任务，只有在大变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大变革可以是大建设，可以是革命，也可以是科技大爆发。美国人以前一直是大建设，从原始部落控制下的大片几乎未经开发的土地上开始，又是那么大片的国土，所以可以一直搞建设，什么东西都需要，几乎到处是机会。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也可以前往西部占上一大片土地。然后修路，公路铁路，挖油，办厂。一个移民在这些机会中占上一个其实就已经是梦想实现了。
然后是科技爆发。美国人以前是到处抄袭，欧洲人的成果拿来就用了，这都是机会。当然，他们也发明了电灯，发明了飞机，这都是大大的机会，得有多少人在这些机会中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哪怕就是进爱迪生的公司当个技术员呢。
到上个世纪，其实大建设的机会已经不是很多，可是美国人又搞上了科技。二战后一阵子是化工，然后是半导体，计算机，再然后是互联网，每次都有人在机会中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现在我们所熟知的一些美国梦想实现人，大体也就出自这些行业。像前些天看了杰克·威尔奇的自传，发现他是做化工出身，一开始工作就碰上化工的机会，一直做新东西，一上手就是把一个新产品做到上亿的销售额，30来岁就已经是一个产品的总经理，就已经是整个公司的培养对象了。
再看欧洲，这方面的机会就少得多了。那块土地早已经被占完了，一个穷人不可能再随便去占块地，工业革命发生了，但有钱投资的大体也会是本来就有钱的贵族。新机会也有，但后来者在面临机会时总是不如早已经有钱的人有优势。虽然欧洲人民随着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也过上了不差的日子，但想改变自己的阶层仍然只是梦想，基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倒是在原本整体很穷的北欧，或者是发生革命的东欧，改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没有发展出瑞典梦或者乌克兰梦这样的说法。
中国的情况又不一样，发生了革命，很多人有了土地，很多人进了城，其实也算是改变了阶层了。然后就是工业化一直没跟上。民国时直正搞工业的也就是上海吧，留下了上海这唯一一个有市民阶层和市民习气的城市作为遗产。同时也留下了上海梦——冒险家的乐园，这么说当然不好听，但换个说法就是有胆气就有机会，所以其实就是梦想的乐园。搞到现在欧美人士来到上海，面色上都要弱一点，比之去到北京的老外，都要含蓄不少——仅是个人观察啊。
真正的机会仍然是这三十年，通过自己的努力若干，更多人的生活上了台阶甚至好几个台阶，这必须得承认。但这不是什么组织的功劳，他们不过是少管了一点而已。李熬的说法叫“没有你会更好”。这是一个大建设的机会，老实说就是什么都缺，干什么都是机会，只要你肯干。拿大学毕业生就业来说，10来年前某校随便就是平均每人可以有10个以上的机会，要人的单位都跑到学生宿舍去找。现在就不行了，最新的数字说今年到目前为止，上海大学毕业生的签约率只有44%，并且说今年将是毕业生最难就业的一年。
就是说情况很可能已经变了，大建设的机会已经没有了。下面这个梦想的机会就很难了。有钱的会更有钱，没钱的只好跟着社会整体发展将就改善一下了。想想看，美国离上次互联网大爆发也就10年，可已经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这种活动了。为什么，大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只不过是再也没有上升一个层次的机会，大体完全没有办法，也想不出原因，只好找上华尔街发泄一下罢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有钱人可以赚钱，银行不过是他们的代表而已。
欧洲这个情况更严重，社会老早就已经固化了，新来的人再有野心，也不会有机会了。
除非你能创新，这也是他们特别讲究这个词的原因。一个创新就是一个新机会，就是一个改变自己阶层的机会。对社会来说，是促进稳定的最好因素。而如果没有大的科技进步发生，欧美这种地方自然条件都占完了，社会秩序也早已经建设完备，后来的普通青年哪里还会有机会呢？
中国在这里可能还要特殊一下。一是国土广袤，没开发的地方仍然非常多，就是北京上海这种地方，哪怕就是市政建设呢，和先进国家的差距都非常明显，只要需要，这些地方的建设的机会仍然很多。当然最好不要是一下子投四万亿那种建设方式，那只是腐败分子的机会。
其次是中国的社会建设非常差，仍然没有现代化，这里的机会也非常多，就看是不是会开放了。也许会在社会固化，压力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开放一下来化解压力吧。
某天突然注意到一个广告，上面的广告词说：中国在腾飞，你在哪里？直指人心啊，是不是？其实盯着机会的人非常多，比如现在这个移动互联网，当然是个机会，多少人就不顾一切地扑上去了。但就像某次同学聚会，有同学说，10年前没有发展的意识，很多趋势看不到，要能想到今天是这样可就牛了。这很难啊，哪怕现在有这个意识了，真的就能看到实现中国梦的机会在哪里吗？
方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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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讲，每个人都有说自己母语的权利，并且这一权利理应受到他人的尊重。这其中也应该包括我们所说的方言——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讲，汉语的方言确实也是不同的语言。
通常我们为了祖国统一政治正确的考虑，习惯于说方言，但如果按瑞典语－丹麦语－挪威语或者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区分的规范，所有的方言都应该算是一门语言。毕竟，大家发音不同，某些词汇也不同；让一个方言区的人置身于另一方言区，至少1个月甚至半年都会听不懂。
理想情况下，每个地方的人管理自己的事。这其中就包括使用哪种语言的权利。母语自然会是第一选择。记得看过一篇报道，说专家们研究发现，人一生只能有一种母语，不论你条件多好，哪怕是从一出生就处于双语或多语环境，也会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母语，另一种或几种也只能处于外语的水平。用母语可以精确表达你的所思所想，你能明白它的精妙之处，这种精妙之处可以把任何外来户分隔开来。即便在最开放最先进的社会里，母语也是一个天然的人群分隔工具。就像整个欧盟事实上人们可以自由往来就业，比之我朝强出好几条街，但实际上跨境工作的人并不多。我想除了他们经济不太好之外，母语的分隔是一个重大因素，虽然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多数都会说不错的英语。
在上海，理应会说上海话，或者至少要尊重别人说上海话的自由。所有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都应该能用上海话提供服务，媒体广播理应有同样的部署。这其实是最基本的要求。
但我们有普通话，而且有大量的外地人来上海工作学习旅游。所以，公共机构也应该能使用这种人造标准语，这是对提供公共服务的人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官方机构。至于商业机构，哪怕是私人所有，我认为也应该达到这样的水准，甚至你可以不提供普通话。当然，这是理想情况。现实情况下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事实上在没有这种法律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还是发明了官话。这是随着人的交流、经济或社会事务的自然发展，自然地形成的。这种东西，我认为没有必要要从权力的层面上进行强制或要求。中国够大，就连官话都有不同的片区，我想这也反映了不同地区交流的区域性，也是自然情况。不同片区的人们自然就交流少一些，以至于不能形成更精细层次上的共同语。如果间或有人要到其他地方去，他就说他自己的话呗，大家沟通不能的时候，自然会想办法找出个解决办法，语音上或趋同或学习，最终形成新的共同语。
其实我们已经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共同的文字，形成共同语完全是自然就有的事，这本来也没有事的事，都因为法定推广搞出很多事，至少让人感觉你压制地方特性，人为地消灭语言多样性－－这本应该是个财富才是。一种你很难表达的事物现象情趣，换种方言或语言也许很容易就说出来了，你如果吸收下来，就增强你的表达力。如果直接消灭了，很多东西是多少文学家也发明不出来的。
这其实也不是我本来的想法，2年前就不会这样想，是去瑞典之后才这样想的。瑞典人口很少，本来也只有他们一种人，但实际上只到现在，从斯德哥尔摩走到南方，500公里的距离，北方人就会听不懂南方话。南方的斯康讷人民说着很土的斯康斯卡，也并不以此为意，你新来的听不懂就慢慢听呗。图书馆里还有专门的词典，语言学校里还专门找说这个话的本地老师——当然也有本地老师认为应该尽可能去除地方色彩，她的经验是第一次去斯德哥尔摩上学时在公车上被首都人民问：你是来学瑞典语的吧？？？她就是瑞典人啊！
其实自由就是少管别人的事，只要它没妨着你。妨着你了，你还得跟他协商呢。总是有人过分聪明，要主导制订点规则出来，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这道理我国先贤们早就懂，所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么。所以这里的话，随便看看就行了。
通常我们为了祖国统一政治正确的考虑，习惯于说方言，但如果按瑞典语－丹麦语－挪威语或者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区分的规范，所有的方言都应该算是一门语言。毕竟，大家发音不同，某些词汇也不同；让一个方言区的人置身于另一方言区，至少1个月甚至半年都会听不懂。
理想情况下，每个地方的人管理自己的事。这其中就包括使用哪种语言的权利。母语自然会是第一选择。记得看过一篇报道，说专家们研究发现，人一生只能有一种母语，不论你条件多好，哪怕是从一出生就处于双语或多语环境，也会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母语，另一种或几种也只能处于外语的水平。用母语可以精确表达你的所思所想，你能明白它的精妙之处，这种精妙之处可以把任何外来户分隔开来。即便在最开放最先进的社会里，母语也是一个天然的人群分隔工具。就像整个欧盟事实上人们可以自由往来就业，比之我朝强出好几条街，但实际上跨境工作的人并不多。我想除了他们经济不太好之外，母语的分隔是一个重大因素，虽然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多数都会说不错的英语。
在上海，理应会说上海话，或者至少要尊重别人说上海话的自由。所有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都应该能用上海话提供服务，媒体广播理应有同样的部署。这其实是最基本的要求。
但我们有普通话，而且有大量的外地人来上海工作学习旅游。所以，公共机构也应该能使用这种人造标准语，这是对提供公共服务的人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官方机构。至于商业机构，哪怕是私人所有，我认为也应该达到这样的水准，甚至你可以不提供普通话。当然，这是理想情况。现实情况下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事实上在没有这种法律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还是发明了官话。这是随着人的交流、经济或社会事务的自然发展，自然地形成的。这种东西，我认为没有必要要从权力的层面上进行强制或要求。中国够大，就连官话都有不同的片区，我想这也反映了不同地区交流的区域性，也是自然情况。不同片区的人们自然就交流少一些，以至于不能形成更精细层次上的共同语。如果间或有人要到其他地方去，他就说他自己的话呗，大家沟通不能的时候，自然会想办法找出个解决办法，语音上或趋同或学习，最终形成新的共同语。
其实我们已经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共同的文字，形成共同语完全是自然就有的事，这本来也没有事的事，都因为法定推广搞出很多事，至少让人感觉你压制地方特性，人为地消灭语言多样性－－这本应该是个财富才是。一种你很难表达的事物现象情趣，换种方言或语言也许很容易就说出来了，你如果吸收下来，就增强你的表达力。如果直接消灭了，很多东西是多少文学家也发明不出来的。
这其实也不是我本来的想法，2年前就不会这样想，是去瑞典之后才这样想的。瑞典人口很少，本来也只有他们一种人，但实际上只到现在，从斯德哥尔摩走到南方，500公里的距离，北方人就会听不懂南方话。南方的斯康讷人民说着很土的斯康斯卡，也并不以此为意，你新来的听不懂就慢慢听呗。图书馆里还有专门的词典，语言学校里还专门找说这个话的本地老师——当然也有本地老师认为应该尽可能去除地方色彩，她的经验是第一次去斯德哥尔摩上学时在公车上被首都人民问：你是来学瑞典语的吧？？？她就是瑞典人啊！
其实自由就是少管别人的事，只要它没妨着你。妨着你了，你还得跟他协商呢。总是有人过分聪明，要主导制订点规则出来，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这道理我国先贤们早就懂，所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么。所以这里的话，随便看看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