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农民不懂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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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镇强
多年来，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上，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声，主要是由一些政治精英和理论权威发出的。他们的理由之一是中国农民太多，文化水平又低，不懂得怎样搞民主。
这种论调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有效的村民民主自治行为所驳倒。且看两个典型事例。
第一，“甘肃第一小康村”村民要求罢免“当家人”。这个小康村就是兰州市西固区西固乡西固村。尽管西固村村民经过8个月的上访，仍未得到最满意的结果，但长期垄断权力以权谋私的书记和村主任毕竟被拉下马了，领导机关、专家学者和舆论也一致承认西固村村民的民主诉求是正当的。整个事情还在继续发展中。第二，位于长江边的湖北大冶四顾山村村民依法罢免不作为村官。
两个村的村民同其腐败“村官”的较量显示了村民们高度的权利觉醒和要求当家作主以捍卫集体与个人权益的政治热情。西固村村民长时间坚持依法逐级和平上访，最终获得高层对他们的合法诉求的认可，对腐败村官作出了初步处理。四顾山村民更遵循合法程序，顺利地罢免了不作为的腐败村官，补选了他们满意的新“村官”，这难道不是充分显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运作能力吗？
两个村的村民在争取当家作主、捍卫自己权益、反对村官专权腐败的较量中，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勇气。西固村村民的上级领导机关乡、区级政府一开始并不支持他们，甚至有压制行为，而那位村党总支书记当时已是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并官升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但村民们并不惧怕这些，他们坚信自己反腐有据，毫不妥协退让，最终赢得胜利。而四顾山村村民在投票罢免村主任过程中，虽然有压倒多数的人同意罢免，但也有103票不同意罢免，1票弃权。这表明村民在投票中完全独立自主，没有看风使舵，更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走，不也是高度民主意识的体现吗？
两个村的村民罢免“村官”的活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过程本身锻炼和提高了农民的民主自治权利意识，以及对村官的监督意识和能力，证明了对官员的直接选举和罢免是防止职务犯罪，以权谋私，挽救官员于腐败深渊的最有效的途径。农民直选和罢免村官方式的普及和深化将为在中国实行更高层级普选打好坚实的基础，对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大作用。
中国农民不懂民主，因而不能在中国搞普选民主制的论调应该休矣！
多年来，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上，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声，主要是由一些政治精英和理论权威发出的。他们的理由之一是中国农民太多，文化水平又低，不懂得怎样搞民主。
这种论调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有效的村民民主自治行为所驳倒。且看两个典型事例。
第一，“甘肃第一小康村”村民要求罢免“当家人”。这个小康村就是兰州市西固区西固乡西固村。尽管西固村村民经过8个月的上访，仍未得到最满意的结果，但长期垄断权力以权谋私的书记和村主任毕竟被拉下马了，领导机关、专家学者和舆论也一致承认西固村村民的民主诉求是正当的。整个事情还在继续发展中。第二，位于长江边的湖北大冶四顾山村村民依法罢免不作为村官。
两个村的村民同其腐败“村官”的较量显示了村民们高度的权利觉醒和要求当家作主以捍卫集体与个人权益的政治热情。西固村村民长时间坚持依法逐级和平上访，最终获得高层对他们的合法诉求的认可，对腐败村官作出了初步处理。四顾山村民更遵循合法程序，顺利地罢免了不作为的腐败村官，补选了他们满意的新“村官”，这难道不是充分显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运作能力吗？
两个村的村民在争取当家作主、捍卫自己权益、反对村官专权腐败的较量中，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勇气。西固村村民的上级领导机关乡、区级政府一开始并不支持他们，甚至有压制行为，而那位村党总支书记当时已是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并官升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但村民们并不惧怕这些，他们坚信自己反腐有据，毫不妥协退让，最终赢得胜利。而四顾山村村民在投票罢免村主任过程中，虽然有压倒多数的人同意罢免，但也有103票不同意罢免，1票弃权。这表明村民在投票中完全独立自主，没有看风使舵，更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走，不也是高度民主意识的体现吗？
两个村的村民罢免“村官”的活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过程本身锻炼和提高了农民的民主自治权利意识，以及对村官的监督意识和能力，证明了对官员的直接选举和罢免是防止职务犯罪，以权谋私，挽救官员于腐败深渊的最有效的途径。农民直选和罢免村官方式的普及和深化将为在中国实行更高层级普选打好坚实的基础，对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大作用。
中国农民不懂民主，因而不能在中国搞普选民主制的论调应该休矣！
做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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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关于无线网加密标准强制执行的争论中，有一论断说：国家肯定比我们个人聪明，它所做的肯定是对的，肯定是为大家的利益着想的。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有合理性。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因此做为一群人的国家似乎比个人要聪明许多。做为一个集体力量，国家可以雇用专家，征求最聪明人的意见并综合起来；更重要的是国家做为权力集团，它拥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信息，掌握信息的多少会导致决策力的高下。这我们得承认。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这个统治集体是否真的由最聪明的掌控和组成呢？这是很可怀疑的，但我们没有证据，他们可以说你去试一试呀，这是流氓，因为我没有机会去试。他们可以说你不知道其中的情况，人家做出那样的决断是有道理的，只是你不知道罢了，这更加流氓，我不知道你告诉我不就行了。所以他们不告诉我，永远也不说，其实说这话的人通常也并不清楚其中的原由，有人说老是有异想是脑子进水，但我觉得能进水的脑子比水都不进的榆木疙瘩还是要强一点的。
哪怕这个集体是由最聪明的人组成的，他们真的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吗？他会有各种考虑，他背后会出现各种力量，道德、资本、个人喜好，这些由社会事务而来的力量必然又影响着对社会事务的决定。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起到作用呢？这是一个社会的制度所决定的。最差的情况，也是最根本的，每个人都为他自己的利益着想，并且是为他的眼前利益着想，我不求圣人的降临，只求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基于这种考虑，应该给每个人以表达的机会，这样才会在影响社会事务的决策上平衡各方的利益，这是社会制度的事。
然后，我需要这个最聪明的集体为我做决定吗？做为一个独立的人，我的回答是除非我要求，我不需要。这样我才是自由的人。我生活的目的是我自己定下的，我生活的幸福和苦难也由我自己品尝，别人不能分享我的幸福感，也不能分担我的苦难，那他就没有必要决定我的道路。如果他不经允许决定了，我就认为那是粗暴的干涉，我就是不自由的。不论我的头脑如何地愚笨，我的见识如何地浅薄，我都自己做自己的决定，除非我愿意，我不想出让我的决定权力。
哪些权利可以出让？这是由我决策的成本决定的。比如我想自己架设无线电发射台，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自由，大家都随意选用自己的功率和频率，这样就会有干扰，你在用无线电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别人的通话，这肯定不好，但让我去给每个人说这个频率我已经占了，你们都不能用，别人自然不会轻易同意，大家就打架－－这样的成本太高。于是我出让这个权力给一个机构，它拥有别人不得不同意的资本－－强力机构－－于是它出个决定，规定谁用这个频率，谁用那个频率，大家都方便，成本也低。如此的权力还包括每个人都应该保证公共卫生，都应该上学学点东西，不能随便开按照灯免得干扰航空飞行，架广告牌得有个标准，免得砸下来伤人。
这样做的一个基础是承认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权力，他们又是自由的，有表达的权力和行动的权力。不存在那样一个人或集体，他们比其他人都聪明，都有力，因此他们要替其他人决定一些事，不论是机会，还是钱财，还是生命。如果有那样一个集体存在的话，它是经过其他人同意的，其他人让他们来代表，以降低决策的成本，而并非这些人更聪明。
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不干涉他人的事，这就是幸福生活的基础。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因此做为一群人的国家似乎比个人要聪明许多。做为一个集体力量，国家可以雇用专家，征求最聪明人的意见并综合起来；更重要的是国家做为权力集团，它拥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信息，掌握信息的多少会导致决策力的高下。这我们得承认。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家这个统治集体是否真的由最聪明的掌控和组成呢？这是很可怀疑的，但我们没有证据，他们可以说你去试一试呀，这是流氓，因为我没有机会去试。他们可以说你不知道其中的情况，人家做出那样的决断是有道理的，只是你不知道罢了，这更加流氓，我不知道你告诉我不就行了。所以他们不告诉我，永远也不说，其实说这话的人通常也并不清楚其中的原由，有人说老是有异想是脑子进水，但我觉得能进水的脑子比水都不进的榆木疙瘩还是要强一点的。
哪怕这个集体是由最聪明的人组成的，他们真的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吗？他会有各种考虑，他背后会出现各种力量，道德、资本、个人喜好，这些由社会事务而来的力量必然又影响着对社会事务的决定。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起到作用呢？这是一个社会的制度所决定的。最差的情况，也是最根本的，每个人都为他自己的利益着想，并且是为他的眼前利益着想，我不求圣人的降临，只求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基于这种考虑，应该给每个人以表达的机会，这样才会在影响社会事务的决策上平衡各方的利益，这是社会制度的事。
然后，我需要这个最聪明的集体为我做决定吗？做为一个独立的人，我的回答是除非我要求，我不需要。这样我才是自由的人。我生活的目的是我自己定下的，我生活的幸福和苦难也由我自己品尝，别人不能分享我的幸福感，也不能分担我的苦难，那他就没有必要决定我的道路。如果他不经允许决定了，我就认为那是粗暴的干涉，我就是不自由的。不论我的头脑如何地愚笨，我的见识如何地浅薄，我都自己做自己的决定，除非我愿意，我不想出让我的决定权力。
哪些权利可以出让？这是由我决策的成本决定的。比如我想自己架设无线电发射台，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自由，大家都随意选用自己的功率和频率，这样就会有干扰，你在用无线电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别人的通话，这肯定不好，但让我去给每个人说这个频率我已经占了，你们都不能用，别人自然不会轻易同意，大家就打架－－这样的成本太高。于是我出让这个权力给一个机构，它拥有别人不得不同意的资本－－强力机构－－于是它出个决定，规定谁用这个频率，谁用那个频率，大家都方便，成本也低。如此的权力还包括每个人都应该保证公共卫生，都应该上学学点东西，不能随便开按照灯免得干扰航空飞行，架广告牌得有个标准，免得砸下来伤人。
这样做的一个基础是承认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权力，他们又是自由的，有表达的权力和行动的权力。不存在那样一个人或集体，他们比其他人都聪明，都有力，因此他们要替其他人决定一些事，不论是机会，还是钱财，还是生命。如果有那样一个集体存在的话，它是经过其他人同意的，其他人让他们来代表，以降低决策的成本，而并非这些人更聪明。
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不干涉他人的事，这就是幸福生活的基础。
